(2)
　　那年夏天，最热门的话题，是「税改」。这个词，像梅雨季的湿气，无孔不入地渗透进家属院的每一个角落。大人们在饭桌上、在楼道里，压低声音讨论著那些我听不懂的词汇：「国税」、「地税」、「农业税附加」。我只感觉到，整个家属院的气氛都变了。以前，晚饭后，阿姨们会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一边择菜一边聊天，孩子们则在香樟树下追逐打闹。但那之后，聚在一起聊天的人少了，家家户户的门都关得紧紧的，好像都在守着什么秘密。
　　妈妈的变化最大。她带回家的文件袋越来越鼓，里面装着厚厚的、印着表格的纸。晚上，她不再打算盘，而是用一把木尺，在那些表格上画来画去，嘴里念念有词。她写字的姿态很好看，手腕悬着，笔尖在纸上流利地滑动，像在跳舞。
　　但她的眉头却总是锁着，吊扇昏黄的光，在她白皙的额头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她开始抽烟了，悄悄地。有时候我半夜醒来上厕所，会看到她一个人站在没有开灯的阳台上，手里那个小小的红点，在黑暗中一明一灭。烟是红梅牌的，味道很呛，不像那种雪茄的霸道香味，而是一种苦涩的、带着心事的味道。
　　我以为，日子就会在这样平淡的忙碌和隐秘的忧愁中，缓缓地流淌下去，直到一通来自乡下老家的电话，像一块石头，砸碎了我们家窗户的玻璃。
　　外公，那个总是笑着给我塞炒米糖的老人，在田埂上突发脑溢血，摔倒了。
　　那一天，妈妈的世界，静音了。
　　电话是邻居王阿姨气喘吁吁地上来喊的，她听完后，没有哭，也没有慌，只是拿着正在给我削苹果的小刀，停在了半空中。那把刀很锋利，被她磨得锃亮，刀片上还沾着苹果清甜的汁液。过了足足有半分钟，她才把那圈已经削了一半的果皮，完整地削完，甚至还挽了个漂亮的花。然后，她把苹果和刀放在桌上，对我说：「何晨，看好家，妈妈去一趟医院。」
　　她的声音，平稳得像在说「我去买一捆青菜」。
　　从那天起，妈妈的世界里，只剩下医院。她每天天不亮就去，深夜才拖着一身消毒水的味道回来。家属院里那种无孔不入的同情目光，被她用一种更胜以往的冷漠和礼貌，不动声色地挡了回去。
　　妈妈带回了外公的消息，和一张写着诊断和预估费用的单子。我看不懂上面那些复杂的医学名词，只看到了最后那个数字：两万。妈妈把家里那个红色的、印着「储蓄光荣」字样的存折拿了出来，那是她所有的积蓄，是一分一毛地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她把存折递给我，让我看。我看到上面最后的结余，是一千三百二十六块五毛。
　　「晨晨，你在看，」她用手指着那个数字，语气平静得像在教我算术，「这个数，比那个数，少了一个零还不止。」
　　第二天，她取光了存折里所有的钱，连同家里一个铁皮饼干盒里所有的零钱，凑了一千四百块，交到了医院的收费处。换回来一张薄薄的收据，和一句冷冰冰的「尽快补齐后续费用」。
　　自那以后，我们家的饭桌上，再也见不到荤腥了。每天都是青菜豆腐，连炒菜的油都放得极少。妈妈开始在深夜里，反复地拖地。一遍，又一遍。木柄的拖把，在水泥地上摩擦，发出「沙沙」的、催眠般的声音。她把地拖得能映出吊扇旋转的倒影，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把心底那些看不见的、混乱的脚印，一并抹去。
　　钱的缺口太大，妈妈开始回乡下。她没有让我跟着去，每次都是一个人，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消失在去往乡下的土路上。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大舅公家。大舅公是外公的亲哥哥，家里开了个小卖部，算是亲戚里条件最好的。妈妈从他家回来那天，带回来一个沉甸甸的布袋子，里面装着两百块钱，都是些毛票和一块两块的零钱，皱皱巴巴的，带着一股烟草和酱油混合的味道。妈妈把那些钱一张一张地铺在桌上，用一本厚厚的字典压着。
　　她什么也没说，但我后来听来串门的王阿姨跟别人聊天时，学到了大舅公的原话：「蕾蕾啊，不是舅公不帮你，你看我这一大家子也要吃饭，你弟弟前阵子又惹了事，我刚给他填了窟窿……这点钱，你先拿去应应急。」
　　舅舅程伟，是在那之后不久，不请自来的。他提着一网兜橘子，一脸谄媚的笑。他是我妈妈唯一的弟弟，在乡下上班，平时游手好闲。他一进门，就先去医院看了外公，回来后，对着妈妈一顿声泪俱下的表态，说他也要尽孝心，要把他这些年存的私房钱都拿出来。
　　结果，他从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来一个手帕，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里面是三十六块七毛钱。
　　他把钱塞给妈妈，说：「姐，我就这么多了，你别嫌少。」
　　妈妈面无表情地收下了。舅舅也就顺理成章地在我们家住了下来，美其名曰「方便照顾」，实际上是躲在城里，逃避他在乡下欠下的一屁股人情债和风流债。他的到来，彻底打乱了我们家原有的秩序。他白天不敢出门，就在屋子里抽烟，把满是烟灰的搪瓷缸子随手放在地上。他吃饭狼吞咽，汤汤水水洒得满桌都是。他晚上睡觉打着响雷一样的呼噜，还说梦话。我们家那股干净的、清爽的味道，被他身上那种颓败的、混杂着烟臭和汗臭的气味，彻底覆盖了。
　　妈妈没有赶他走。她只是在舅舅弄脏了地板后，更沉默地、更用力地去拖地。她甚至会帮舅舅洗那件散发著酸臭味的汗衫。她把衣服泡在盆里，倒进很多洗衣粉，用刷子一遍遍地刷，那架势，不像在洗衣，更像在涤荡某种她无法忍受的污秽。
　　妈妈放下了所有的清高。她写了困难补助申请，工整的字迹，详尽的陈述，交到了局办公室。一个星期后，批下来三百块钱的慰问金。工会主席把钱交给她时，拍着她的肩膀，说了很多官样文章的鼓励话。妈妈低着头，一遍遍地说着「
　　谢谢组织关怀」。
　　她还开始向同事们开口。在一个个晚饭后的时间，她会深吸一口气，敲开那些曾经只是点头之交的同事的家门。我见过她在财政股的李叔叔家门口，站了很久，才把那句「能不能周转一下」说出口。也见过她从会计科的张阿姨家出来时，眼圈是红的，但手里捏着几张崭新的「大团结」。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帮忙。有的人会很热情地把她请进屋，听完后，就开始叹气，说自己家里也困难，孩子上学要交钱，老人看病要花钱，最后只能拿出二十块钱表示一下心意。还有的人，从猫眼里看到是她，就干脆不开门。
　　那个夏天，我学会了从妈妈回家的脚步声里，判断她当天的收获。如果脚步声轻快一些，说明借到了钱；如果沉重得像拖着铁链，那就说明又一次空手而归。
　　但无论结果如何，她回到家，第一件事，一定是拿起那个小小的记账本，用那支英雄牌钢笔，一丝不苟地记下每一笔人情债。谁的名字，多少钱，她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个本子，很快就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
　　当所有的路都走到头，筹到的钱，离医院催费单上的那个天文数字，依然遥远时。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星期天下午，她做出了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决定。
　　她让我换上一件最干净的衣服，然后，她自己也换上了那件只在过年时才穿的米色连衣裙。
　　「我们出去一趟。」她说。
　　我问：「去哪儿？」
　　她沉默了一下，说：「去找你爸爸。」
　　何斌。这个名字，像一颗沉在水底多年的石子，被她重新捞了上来。我们坐了很久的公交车，来到城市另一端一个混乱、嘈杂的城中村。空气里弥漫着廉价餐馆的油烟味和下水道的臭味。
　　我们在一个挂着宏发货运招牌的、低矮的平房前停下。妈妈在一个卖甘蔗的小贩那里，打听到了何斌的住处。那是一栋私搭乱建的小楼，楼道里堆满了杂物。
　　开门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穿着睡衣，正在嗑瓜子。她看到我们，愣了一下，随即用一种审视的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妈妈身上那条干净的米色连衣裙，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和轻蔑。
　　何斌从里屋走了出来，他比我记忆中胖了一些，也老了一些，头发油腻腻的。看到我们，他脸上的惊讶一闪而过，随即被一种尴尬和不耐烦所取代。
　　「你们……怎么来了？」
　　妈妈没有看那个女人，只是平静地看着何斌。她说：「爸病了，脑溢血，在医院。还差一万块的治疗费。」
　　她没有提任何要求，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屋子里陷入了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那个女人冷笑了一声，把瓜子壳重重地吐在地上。何斌挠了挠头，眼神躲闪着，不敢看妈妈的眼睛。
　　「蕾……程蕾啊，」他搓着手，语气里满是为难，「不是我不帮……你看我这，跑车也挣不到几个钱，前阵子刚添了个小的，到处都要用钱……」他指了指里屋，我仿佛听到了婴儿的哭声。
　　「一万块，我上哪儿给你弄去？」他叹了口气，「我现在……自己也是一身的债。」
　　妈妈的嘴唇，微微地颤抖了一下。她看着他，这个她曾经的丈夫，我名义上的父亲。那个男人，在两个女人的注视下，最终选择了退缩。他把头埋下去，不敢再说话。
　　妈妈沉默了。她站在那间昏暗、油腻、充满了背叛气息的屋子里，身体站得笔直，像一株濒死的白杨。
　　过了很久，她牵起我的手，转身就走。自始至终，她没有再说一句话，也没有流一滴泪。
　　回去的路上，雨又下了起来。我们俩都没有带伞。冰冷的雨水，打湿了她的米色连衣裙，裙子紧紧地贴在她瘦削的身体上，显得格外狼狈。
　　回到家，她把我安顿好，让我自己写作业。然后，她把自己关进了卫生间。
　　我听到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声，很久很久都没有停。
　　那晚，她没有做饭。这是我记事以来，她第一次没有准备晚饭。她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灯下看那些厚厚的税改文件。她只是换上了一身干净的睡衣，躺在了床上，用被子蒙住了头。
　　我饿着肚子，不敢去打扰她。我只知道，她所有的路，似乎都走到头了。
　　第二天早上，她像往常一样，天不亮就起了床。她的脸色很差，嘴唇干裂，但眼神，却恢复了一种令人心悸的、死水般的平静。
　　她没有给我冲麦乳精，也没有卧荷包蛋。她从那个装有《离婚协议书》的木箱最深处，翻出了一件她几乎从未穿过的、崭新的丝质衬衫，和一条黑色的西装裙。她把自己关在帘子后面，很久很久。
　　当我再次看到她时，她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那身衣服，让她显得比平时成熟、也陌生了许多。她甚至还给自己化了淡妆，用一支不知从哪里来的口红，将嘴唇涂上了一层浅浅的、不那么张扬的红色。
　　她走到我面前，蹲下身子，帮我理了理衣领。她的手指，冰冷得像冬天的铁。
　　她看着我，露出了一个微笑。那是我见过的，最悲伤，也最陌生的微笑。
　　她说：「何晨，妈妈今天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你在家，要听舅舅的话。
　　」
　　然后，她站起身，没有再看我一眼，拿上她的布兜，走出了家门。那天，她没有骑那辆老旧的自行车，而是罕见地，在路边，拦下了一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
　　车子很快就消失在了街角。我站在窗前，看着那辆车消失的方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巨大的恐慌。
　　我知道，妈妈此去要办的重要的事，和钱有关。
　　等她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舅舅立刻迎了上去，脸上堆着讨好的、急切的笑，声音压得像蚊子叫：「姐，怎么样？事……办成了？」
　　妈妈没有看他，甚至没有换鞋，就那么径直地走进来，把手里的布兜，重重地扔在了饭桌上。布兜的袋口没有系紧，里面的东西，因为惯性，滚了出来。
　　那是一捆钱。
　　崭新的，用银行的牛皮纸带捆得整整齐齐的，红色的大团结。那一捆钱，静静地躺在我们家那张掉了漆的、油腻的方桌上，在15瓦灯泡昏黄的光线下，散发著一种近乎妖异的、刺目的光芒。
　　我和舅舅都看呆了。我们从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这么多钱堆在一起的样子。那红色的光，似乎带着一种魔力，能把人的魂魄都吸进去。
　　舅舅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了贪婪又狂喜的光。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去摸那捆钱，但手伸到一半，又像是被什么东西烫到了一样，猛地缩了回来。他抬头看着妈妈，脸上的表情，敬畏多于喜悦。
　　「姐……这……这是……」
　　妈妈依然没有说话。她走到墙角的脸盆架前，拧开水龙头，把手伸到冰冷的水流下，一遍又一遍地冲洗着。她洗得很用力，很慢，仿佛手上沾了什么看不见的、极其肮脏的东西。她用那块已经洗得发硬的「蜂花」牌檀香皂，反复地搓揉着她的每一根手指，每一个指甲缝，直到手背的皮肤，被搓得通红。
　　那晚，家里没有人再提起那笔钱的来历。它像一尊沉默的神像，被供奉在我们家最深的秘密里。舅舅程伟因为心虚和敬畏，不敢再问。而我，则从妈妈那晚冰冷的眼神里，读懂了一种不容触碰的威严。我们都默契地，将这个话题，埋在了心底。
　　外公的病，因为那笔钱的及时到位，奇迹般地稳定了下来。医生说，只要后续康复跟得上，就有希望站起来。家里的气氛，除了妈妈之外，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舅舅又恢复了那副油腔滑调的样子，甚至开始在饭桌上，跟我讲一些他在乡下时的风流韵事。
　　每当这时，妈妈就会放下碗筷，一言不发地走进厨房，然后，里面会传来巨大的、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
　　只有妈妈，依然沉默着。
　　她开始以一种更加偏执的方式，投入到对「整洁」的维护中。她把我们家所有的床单、被罩、窗帘，全部拆了下来，泡在巨大的搪瓷盆里，倒进去半袋洗衣粉，反复地搓洗、漂白，直到它们在阳光下，白得刺眼。她把家里所有的碗筷，都放进开水里煮，一遍又一遍。她甚至用一块小小的抹布，跪在地上，把我们家每一块地砖的缝隙，都擦拭得干干净净。
　　她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上了发条的机器，试图用这种极致的清洁，来对抗某种正在她身体内部，悄然蔓延的「不安」。
　　她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了下去。原本就清瘦的脸颊，微微地凹陷了下去，显得那双眼睛，更大，也更空洞了。她吃饭的时候，常常会对着一碗白米饭发呆，筷子夹着一根青菜，悬在半空中，许久都不动一下。
　　工作，成了她唯一的寄托。她比税改最忙碌的时候还要拼命。她不再只是完成自己的任务，而是主动去帮助科室里所有的人。谁的报表有错漏，她会默默地拿过来，重新核算；谁的业务不熟练，她会不厌其烦地讲解。她成了整个科室里，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人。
　　同事们都开玩笑说：「程蕾啊，你这是要把自己当铁人炼啊。」
　　每当这时，她只是淡淡地笑一下，不解释。
　　我们原本清苦、封闭的生活里，开始悄无声息地，出现一些新的东西。它们不突兀，甚至带着体恤和关怀的温度。
　　有一次，妈妈下班回来，布兜里多了一瓶玻璃瓶装的、看起来很高级的牛奶，和一小袋核桃。她把牛奶热了给我喝，又把核桃仁一颗颗地剥好，放在小碗里。
　　我问她这是哪儿来的。
　　她愣了一下，眼神有些闪躲，低声说：「是……是局里工会，看我们家困难，特别照顾的。」
　　我信了。因为那牛奶和核桃，都带着一种「组织关怀」般正确的、无可挑剔的气息。
　　还有一次，她带回来一本崭新的、硬壳封皮的《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那本书，当时的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是内部学习资料。她把那本书用牛皮纸仔仔细细地包好书皮，每天晚上，都会在灯下研读。那本书的扉页上，有一行用钢笔写下的、苍劲有力的赠言，但我从未有机会看清写的是什么，因为妈妈用一张小小的白纸，把那行字给贴住了。
　　这些东西，就像一滴滴温水，悄无声息地，持续不断地，注入到我们原本清苦、封闭的生活里。

(3)
　　那个夏天，舅舅程伟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直到外公的病情彻底稳定，可以出院回家静养，他才找了个借口，回了乡下。他走的时候，顺走了我两本连环画和妈妈放在抽屉里的几块钱零钱。
　　妈妈发现了，但她什么也没说。她只是在舅舅睡过的地铺上，倒了半瓶花露水，然后用刷子，一遍又一遍地刷洗那块被他睡出人形印记的地板。
　　那天晚上，我又一次看到她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她没有抽烟，也没有发呆。
　　她手里拿着的，是那本包着牛皮纸书皮的《税收收征管法实用指南》。她没有看，只是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轻轻摩挲著书的封面。
　　在窗外透进来的、微弱的月光下，我看到她的脸上，是一种我无法形容的、极其复杂的表情。
　　那里面，有感激，有敬畏，有不安，还有一丝……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后，不敢松手的依赖。
　　我忽然意识到，那捆钱所开启的，并不仅仅是外公的康复之路。
　　它也开启了另一扇门。一扇妈妈自己，也完全不知道会通往何方的大门。
　　那个漫长而又混乱的夏天，终于随着第一声秋蝉的鸣叫，落下了帷幕。
　　外公出院后，被舅舅程伟接回了乡下老家。据说，外公虽然命保住了，但半边身子不太利索，说话也含含糊糊，需要人长期在身边伺候。舅舅以此为由，向妈妈又「借」了两百块钱，说是给外公买营养品，然后就带着外公，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里。
　　舅舅走后，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宿舍，仿佛瞬间变得空旷了许多。那股盘踞已久的、混杂着烟臭和汗臭的颓败气息，终于被秋日干燥的风所吹散。妈妈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进行了一场近乎仪式感的大扫除，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擦拭、晾晒。当那股熟悉的、干净的蜂花牌檀香皂的味道，重新成为我们家空气的主调时，我才感觉到，那个夏天，真的结束了。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有的轨道上。
　　妈妈不再深夜拖地，也不再对着饭碗发呆。她又恢复了那个一丝不苟的税务干部模样，每天准时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去上班。只是，她比以前更沉默了，也更忙了。她桌上那些关于「税改」的文件，堆得更高了。
　　我也重新回到了学校，升上了四年级。
　　我的同桌，依然是曾文静。
　　曾文静和我，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她就像是那种养在窗台上的、需要精心呵护的茉莉花，干净、文静，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好闻的香味。她的爸爸妈妈都是我们县一中的老师，是真正的文化人。她每天都穿着干净的连衣裙，头发上别着不同颜色的蝴蝶结发卡。她的铅笔盒是双层的，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削得尖尖的中华牌铅笔和一块雪白的4B橡皮。
　　而我，则更像我们家属院墙角那棵野生的、没人打理的香樟树。我的衣服总是洗得发白，铅笔也总是用到捏不住了才肯扔掉。
　　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很喜欢跟我说话。她会把她妈妈从上海带回来的、带着英文包装纸的糖果，悄悄地塞给我一颗。她也会在我因为答不上问题而被老师罚站时，偷偷地在下面对我做鬼脸。她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没有嘲笑过我「没有爸爸」的同学。
　　她就像那个夏天里，唯一透过乌云，照进我生活里的一缕阳光。
　　那个周二的下午，自习课上，我正在和一道复杂的应用题较劲，曾文静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我。
　　「何晨，」她压低声音，像只小猫一样在我耳边说，「这个周末，县里的新华书店，不是要开一家分店吗，就在咱们学校附近。我听我爸爸说，开业那天会有很多新书，还有打折活动。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我犹豫了一下。新华书店，在我印象里，是一个明亮、干净，但又有点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里面的书都用塑料封皮包着，很贵，我只在开学时，才会跟着妈妈去买教辅材料。
　　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又小声补充道：「我妈妈给了我十块钱，让我自己去买一本新出版的散文集，我上周在《中学生阅读》上看到推荐了。我们可以一起挑，剩下的钱，我请你喝亚洲沙示。」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两颗黑葡萄，让人无法拒绝。我点了点头。
　　就在我点头的那一瞬间，一个黑影笼罩了我们的课桌。我一抬头，就闻到了一股混杂着汗味和某种我不熟悉、但感觉很「洋气」的古龙水味的陌生气息。是林海峰。他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我们旁边，身边没有跟着他那两个惯常的小跟班。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踢我的桌子，也没有用那种轻蔑的眼神看我。他只是把一只手，重重地按在我的桌角上，身体前倾，看着曾文静，脸上挤出一个他自以为很潇洒的笑容，露出一口因为吃了太多糖而有些发黄的牙。
　　「又去看书？那些字有什么好看的，都是骗人的。」他的声音很大，像是生怕教室里其他人听见，「我爸给我搞了台电脑，联想的！白色的！还能上网呢！
　　你们知道上网是啥不？就是能跟全世界的人一起玩一个游戏，你在里面可以当国王，也可以当魔法师，比看那些假巴巴的故事刺激多了！」
　　「全世界」，这个词，在2000年的我们这间小小的教室里，不亚于从天而降的外星飞船。全班同学，包括我，都投去了震惊和羡慕的目光。
　　林海峰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他从他那个看起来就很贵的、带有很多拉链的书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扁扁的塑料盒子，里面装着一张闪着银光的碟片。「看见没？《万王之王》！台湾那边过来的，要用专门的代理才能玩！我哥帮我搞的号。周末来我家，我带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世界。」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瞟着曾文静，那眼神，与其说是邀请，不如说是一种急于找到同类的、不容置疑的炫耀。
　　我看到曾文静的脸上，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表情。那里面，有作为孩子对新奇事物的好奇，但更多的是一种本能的、来自书香门第的矜持和抗拒。她能分清，「当国王、当魔法师」和爸爸口中那些「陶冶情操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区别。
　　「谢谢你，林海峰，」她小声而又礼貌地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大人般的认真，「不过我爸爸说，玩物丧志，虚拟世界的东西，终究是假的。」
　　林海峰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大概没想到，自己抛出的、足以让全班同学疯狂的「新世界」，会被如此轻描淡写地、甚至带着一丝智力优越感地拒绝掉。
　　他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那股被驳了面子的恼怒，开始在他眼里聚集。
　　但这一次，他没有发火。他只是收起了那副炫耀的姿态，看着曾文静，又看了看我，然后用一种近乎「恨铁不成钢」的、自言自语般的语气说：
　　「假的？那什么是真的？听那些咿咿呀呀的破歌？」
　　说着，他从书包里，拿出了一个银灰色的、扁扁的金属盒子，还有一副白色的、线很细的耳机。
　　「MD，听过没？」他把那个金属盒子在我们眼前晃了晃，「索尼的！我爸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一张碟片，能存几十首歌呢！我哥给我拷的，都是那边最流行的，叫什么……」化学兄弟「，你们肯定没听过，那才叫音乐！」
　　他熟练地把耳机戴上，按了一下播放键，然后闭上眼睛，露出一副极其陶醉的表情，手指还在桌子上跟着某种我们听不到的、强烈的节奏用力敲打。那一瞬间，他仿佛与我们这个嘈杂的、充满了粉笔灰味道的教室，隔绝开来，进入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由密集的鼓点和奇异的电子音效构成的、孤独而狂暴的世界。
　　他陶醉了一会儿，然后摘下耳机，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热情，把其中一只耳机，递向了曾文静。
　　「听听！这才是未来的声音！比你们那些软绵绵的东西强多了！」
　　这一次，曾文静没有立刻拒绝。对于一个生活在安稳、宁静世界里的女孩来说，那种从林海峰身上散发出来的、充满力量和未知气息的音乐，是具有一种危险的吸引力的。我看到她脸上，流露出明显的好奇和一丝丝的渴望。
　　但她的目光，下意识地，朝我这边瞥了一眼。
　　我正坐在那里，手里捏着一支用到只剩一小截的、秃头的中华牌铅笔。我的文具盒，是那种最普通的铁皮盒子，上面印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边角因为摔过好几次，已经撞得凹了进去。
　　那一刻，林海峰甚至不需要再说任何一句话。他只是举着那只洁白的、散发着数码产品特有气息的索尼耳机，就轻易地，在我们三个人之间，划下了一道无形的、却又无比清晰的鸿沟。
　　一边，是属于他的，可以轻易拥有最新科技、接触到遥远国度轰鸣的、闪闪发光的新世界。
　　另一边，是属于我的，那个停留在铁皮文具盒和亚洲沙示的、陈旧的旧世界。
　　而曾文静，就站在这道鸿沟的中间。
　　我看到她犹豫了。她的手，抬起了一点点，似乎想要去接那只耳机。
　　但最终，她还是摇了摇头。
　　「谢谢，我……我不太喜欢戴耳机，耳朵会疼。」她找了一个很蹩脚的理由，然后低下头，假装整理自己的书本。
　　林海峰脸上的表情，彻底冷了下来。他收回耳机，看着曾文静，又看了看我，然后，他笑了。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笑，不带愤怒，却带着一种了然于胸的、成年人般的怜悯。
　　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把他的MD和耳机，慢条斯理地收回他那昂贵的书包里，然后转身，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他没有踹板凳，也没有撂狠话。但他的那种姿态，那种「我都把我的世界分享给你们了，你们却不识抬举」的无声的骄傲，比任何一句羞辱，都更让人感到窒息。
　　教室里的窃窃私语声，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我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正落在我和曾文静的身上，那目光里，有同情，有不解，但更多的是一种对我无法理解的「不识好歹」的议论。
　　「别理他。」曾文静在我旁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轻轻地说。她的声音，比刚才少了几分坚定，多了些许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微弱的失落。
　　我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妈妈正在灯下看那本包着牛皮纸书皮的《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她没有穿单位那身洗得发白的制服，而是穿着一件浅灰色的、丝质的睡裙。我们家那盏15瓦的灯泡，光线昏黄，照在她身上，那件睡裙泛着一层柔和而朦胧的光晕，像月光下的湖水。她的头发没有像往常一样盘起来，而是随意地披在肩上，几缕发丝垂落下来，遮住了她正在看书的、专注的侧脸。
　　她看到我回来，抬起头，问我怎么了，看起来没精打采的。
　　我没有提学校里发生的事，只是说「今天考试没考好」。
　　她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她只是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她的手，很温暖，带着一股好闻的檀香皂的味道。我能看到，她坐着的时候，那件丝质睡裙的下摆，会滑到膝盖以上，露出她一截光洁、匀称的小腿。她似乎并没有在意，又或许是在自己家里，她卸下了所有的防备。
　　我们家很小，她坐在桌边，双腿会自然地并拢，斜斜地放在一边。我坐在她对面，写著作业，目光却总会不受控制地，落到她那双穿着薄薄的肉色玻璃丝袜的脚上。
　　那袜子很薄，几乎是透明的，紧紧地包裹着她秀气的脚踝和脚背，脚尖的部分，因为要耐磨，颜色会稍微深一些，透出一点点她涂着蔻丹红的、圆润的脚趾甲的轮廓。
　　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走神，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我立刻像受惊的兔子一样，把头埋进作业本里，脸颊发烫。
　　我坐在她对面，心里却一直在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想着曾文静那双清澈又带着一丝复杂情绪的眼睛，和林海峰那个银灰色的、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索尼MD，以及那听起来就充满力量的「化学兄弟」。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家和林海峰家的「不一样」，不仅仅是有没有钱。妈妈是税务局的干部，我们的生活比家属院里很多下岗的叔叔阿姨家要好得多。那种「不一样」，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东西。是一种我当时完全无法理解的，关于生活方式，关于见识，关于如何定义「好东西」的，巨大的鸿沟。
　　而我，就站在这道鸿沟的此岸，遥遥地望着彼岸那个属于林海峰的、由电脑、网络和MD构成的、闪闪发光的世界。
　　我不知道，未来的某一天，我是否能跨过这条鸿沟。我只知道，从那个下午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名为「自卑」的种子，第一次，在我心里，悄悄地，发了芽。

(4)
　　那个关于新华书店的约定，最终没有实现。
　　周末，曾文静没有来找我。周一上学时，我看到她的座位是空的。后来听班长说，她发烧了，请了病假。一连好几天，她都没有来学校。我心里空落落的，像是被挖掉了一块。我想象着她一个人躺在床上，额头上盖着湿毛巾的样子。我甚至想过，放学后，去她家看看她，但又不知道该带些什么礼物，最终也只是想想而已。
　　没有了曾文静的教室，变得有些乏味。林海峰也没有再来找过我的麻烦，他似乎找到了新的乐趣。课间的时候，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在走廊里追逐打闹，而是会和几个同样家境不错的男生，围在一起，神秘兮兮地讨论著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话题，比如「OICQ的等级」、「千年里的僵尸」，或者「传奇里的裁决之杖」。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属于成年人的、秘而不宣的优越感。
　　而我，则彻底地退回到了自己的壳里。
　　我的世界，又重新变回了只有妈妈，和我们家那间不到三十平米的、充满了檀香皂味道的单身宿舍。
　　妈妈似乎并没有察觉到我的这些变化。她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那场席卷了整个税务系统的「税改」浪潮，和那本永远也看不完的《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里。
　　她的忙碌，不再像以前那样，带着一种为了生计而奔波的疲惫。而是一种更主动、更亢奋，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投入。她开始带回来一些我看不懂的、画着各种流程图的草稿纸，上面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她会在饭桌上，一边吃饭，一边对着那些草稿纸出神。有时候，她的筷子会停在半空中，眉头紧锁，然后又突然像想通了什么似的，眼睛一亮，立刻放下碗筷，拿起笔在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
　　我们家的那盏15瓦的灯泡，也换成了一个40瓦的。屋子里一下子亮堂了很多，但也让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她日渐消瘦的脸颊，和眼角那些因为睡眠不足而爬上来的细纹。
　　一些新的、不属于我们家原有生活轨迹的东西，也开始悄无声息地出现。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妈妈正在厨房里，用一把崭新的、我从未见过的白色陶瓷刀，切着番茄。那把刀的样子很奇特，刀身雪白，比我们家那把用了多年的铁皮菜刀要轻巧、锋利得多。她用它切菜，几乎听不到「笃笃」的声音，只有刀刃划过番茄时，那种极其顺滑的、轻微的「嘶嘶」声。
　　我问她，这刀是哪儿来的。
　　她切菜的手顿了一下，头也不抬地说：「单位发的。说是……进口的，让我们这些先进工作者，体验一下新产品。」
　　她的解释，听起来天衣无缝。
　　还有一次，我们家的吊扇坏了，在那个闷热的初秋，变成了一个纹丝不动的摆设。舅舅程伟不知从哪儿打听到这个消息，又提着一网兜橘子，从乡下赶了过来，自告奋勇地说要帮我们修。他踩着凳子，拆了半天，弄得满地都是灰尘，最后满头大汗地宣布，是里面的线圈烧了，得换个新的。
　　就在妈妈为了买新吊扇的几十块钱而发愁时，第二天下午，两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抬着一台崭新的「美的」牌落地扇，敲响了我们家的门。
　　那台电风扇，是白色的，有着漂亮的流线型设计，可以摇头，可以定时，比我们家属院里任何一家的电风扇都要高级。
　　工人说是税务局家属区的福利，统一更换老旧电器，让我们签字就行。
　　舅舅在一旁看得眼睛都直了，他围着那台新电扇，啧啧称奇，一个劲儿地夸「党的政策好」，夸「税务局的福利就是不一样」。
　　只有我知道，那天，家属院里，除了我们家，没有第二家换了新电扇。
　　妈妈没有再解释什么。她只是在签收单上，用她那手漂亮的字，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她把那台坏掉的旧吊扇，仔仔细细地擦拭干净，用报纸包好，放在了床底下。
　　那个晚上，舅舅赖在我们家，非要体验一下新电扇。我们三个人，坐在桌边吃饭。落地扇开着最低档的风，安静又柔和地吹着。舅舅吃得满嘴流油，一个劲儿地夸风扇好，说这风吹在身上，感觉都比别人的金贵。
　　妈妈却没什么胃口。她只是沉默地吃着白米饭，眼神，时不时地，会飘向那台正在安静运转的、雪白的电风扇。那眼神很复杂，像是在看一个朋友，又像是在看一个债主。
　　夜里，我被客厅里传来的、压抑的说话声吵醒。我悄悄地掀开帘子，看到舅舅和妈妈，正坐在桌边。
　　「姐，你跟我说句实话，」是舅舅的声音，他大概又喝了点酒，带着几分试探和好奇，「这又是送刀，又是送电扇的……你这到底是走了什么运道？姐夫虽然没了，但咱爸这病，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妈妈背对着我，我看不清她的表情。我只听到她用一种极其疲惫，又极其冰冷的声音说：「程伟，不该你问的，别问。吃你的饭，住你的，再多说一句，就回乡下去。」
　　「我这不是关心你嘛！」舅舅急了，「姐，你一个女人家，带着个孩子，不容易。这无缘无故的，又是送这又是送那的，我怕你……我怕你被人骗了！」
　　妈妈慢慢地转过头，昏黄的灯光下，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
　　她说：「我自己的事，心里有数。你只要记住，安安分分地过日子，别再给我惹事，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忙了。」
　　舅舅被她那副样子吓住了，不敢再说话。
　　一个星期后，曾文静终于回到了学校。她看起来瘦了一些，脸色也有些苍白，不像以前那么有精神了。我把这几天老师讲的课，都记在了本子上，下课后，拿给她看。
　　「谢谢你，何晨。」她对我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疲惫。
　　那天下午放学，我跟她一起走出校门。快到她家楼下的时候，我看到她的脚步，明显地慢了下来。
　　就在这时，从她家那栋楼里，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尖利，男人的声音压抑。虽然听不清在吵什么，但那股暴躁的、充满火药味的气氛，隔着很远都能感觉到。
　　我看到曾文静的身体，猛地僵硬了一下。她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低着头，双手紧紧地攥著书包的背带。
　　我小声问她：「怎么了？」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抬起头，对我勉强地笑了一下，说：「没什么。我……
　　我到家了。你快回去吧。」
　　她说完，就匆匆地跑进了楼道，像是在躲避什么一样。
　　我站在她家楼下，还能隐约听到楼上传来的、断断续续的争吵声。我忽然明白了，她那天没有来找我，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发烧。
　　原来，她那个看起来那么完美、那么令人羡慕的家，也会有这么大的吵架声。
　　原来，她那双总是亮晶晶的眼睛里，也会藏着和我一样的、不想被人发现的秘密。
　　我站在那棵高大的黄桷树下，看着她家亮起灯光的窗户，心里忽然没有那么自卑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的、说不清的难过。
　　那个秋天，我和曾文静，都长大了不少。我们都学会了，把各自家里的那扇沉重的大门，在心里，关得更紧了一些。

(5)
　　秋天很快就过去了，冬天悄然而至。我们县城很少下雪，冬天总是阴冷、潮湿的，像一幅永远也晾不干的水墨画。外公的病，在那些不知来路的钱的支撑下，稳定地康复着，据说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慢慢地走动了。
　　曾文静家那扇窗户里的吵架声，似乎也平息了。她又变回了那个文静、爱笑的女孩，只是偶尔，在我跟她讨论书里的某个情节时，她的眼神会有一瞬间的飘忽，仿佛在透过我，看向某个很遥远的地方。我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但我们之间，多了一种不必言说的默契——我们从不谈论各自的家庭。
　　我的生活，也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那只是一种表象。就像冬日里冰封的河面，看似坚固，底下却有看不见的暗流在涌动。
　　我们家的变化，是从一些更细微、更深入骨髓的地方开始的。
　　首先改变的，是味道。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一推开门，就闻到了一股极其浓郁、又极其陌生的香味。那不是饭菜的香，也不是檀香皂的清香，而是一种霸道的、带着一丝苦味的、类似于中药和木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我看到妈妈正站在炉子前，用一个小小的、紫砂的锅，熬着什么东西。
　　「妈，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咖啡。」她头也不抬地说，「提神用的，最近看文件，眼睛疼。」
　　「咖啡」这个词，我只在电视广告里听过，广告里那些穿着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人，都端着小小的、白色的杯子，优雅地喝着这种褐色的液体。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除了县政府招待所的餐厅，几乎没有地方卖这种「洋玩意儿」。
　　妈妈把熬好的咖啡，倒进一只新的、印着蓝色碎花的白瓷杯里。她没有放糖，也没有放牛奶，就那么端起来，轻轻地吹了吹，然后浅浅地抿了一口。我看到她漂亮的眉头，因为那股浓烈的苦味，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但她还是面不改色地，又喝了一口。
　　那晚，我们家那股熟悉的、安稳的烟火气，被这种陌生的、带着「高级感」
　　的苦涩香味，彻底覆盖了。
　　从那以后，喝咖啡，成了妈妈的新习惯。她不再抽那种呛人的「红梅」牌香烟，而是会在每一个需要熬夜看文件的晚上，给自己煮上一小锅浓得发黑的咖啡。她说，这东西比烟好，不伤肺。
　　紧接着改变的，是声音。
　　我们家那台老旧的莺歌牌收音机，被彻底地打入了冷宫。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崭新的、银灰色的步步高牌复读机。
　　那台复读机，同样是以「单位福利」的名义，出现在我们家的。妈妈说，这是局里为了鼓励大家学习，统一采购的，主要用来学英语。她把那本《税收征管法实用指南》放在一边，开始听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A-B-C-D的磁带。
　　她学得很认真，每天早上，都会跟着磁带里那个标准的、字正腔圆的女声，一遍遍地跟读。她的发音很生硬，带着我们本地人特有的口音，听起来有些滑稽。但她的神情，却像在攻克一道最复杂的数学题一样，专注而又严肃。
　　有时候，她会把磁带翻到另一面。那一面，不再是枯燥的英语对话，而是一些舒缓的、纯粹的钢琴曲。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曲子，只觉得那叮叮咚咚的声音，像山里的泉水，清澈、干净，又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妈妈会在听这些曲子的时候，放下手里所有的事，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窗边。她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香樟树，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她的背影，在那些流淌的钢琴声里，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单。
　　最大的改变，来自于「人」。
　　妈妈开始有了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朋友」。
　　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家的门，被敲响了。来的是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女人，烫着时髦的卷发，身上有股很好闻的香水味。她一进门，就亲热地拉着妈妈的手，喊她「程蕾妹子」。
　　妈妈对她的态度，很客气，但又带着一丝不自然的疏离。
　　那个女人，自称是市里某个「服装厂的厂长」，说是来我们县考察，顺便来看看妈妈。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礼物，有给我的进口巧克力，还有给妈妈的一套看起来就很昂贵的、装着漂亮瓶子里的护肤品。
　　她在我们家坐了很久，拉着妈妈，说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话，比如「招商引资」、「税收优惠」、「打点关系」等等。
　　妈妈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或者「嗯」
　　一声。
　　那个女人走后，妈妈把那些昂贵的礼物，都收进了柜子里，一次也没有用过。
　　但类似的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多。有时候，会是一个自称是「建筑公司老板」的胖男人，提着两条「中华」烟和一箱茅台酒，上门来「请教税务问题」。
　　有时候，会是一个开着黑色桑塔纳轿车、自称是「局里某位领导的亲戚」的人，送来两张周末去省城温泉度假村的招待券。
　　妈妈总是礼貌地接待他们，又礼貌地拒绝掉那些过于贵重的礼物。但我们家那个小小的客厅，却不可避免地，开始充斥着各种各样陌生人的气息。那些人带来的，不仅仅是礼物，更是一种我无法言说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复杂的社会规则和人情网络。
　　妈妈，就在这个网络里，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
　　我能感觉到，她很不喜欢这些人。但她又似乎，没有能力拒绝他们的到来。
　　直到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家里来了一个最特别的客人。
　　妈妈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看起来很儒雅的中年男人，正在厨房里低声说着什么。我家的厨房很小，两个人站着就显得很拥挤。那个男人很高，穿着一件熨帖的白衬衫，手腕上戴着一块看起来就很贵的手表。他说话的声音很温和，很有磁性。
　　我听到妈妈说：「……真的不用这么麻烦，吕局长，太破费了。」
　　那个男人笑了笑，说：「路过城西那家新开的蛋糕店，都说味道不错，就想着你家晨晨也差不多大，顺便给他带一份尝尝，不是什么大事。」
　　他从厨房里走出来，看到了我。他对我温和地笑了笑，那笑容，不像那些老板一样带着客套和目的性，而是一种很真诚的、长辈对晚辈的关怀。
　　「你就是何晨吧？听你妈妈说，你学习很棒。」他说。
　　我有些局促，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他指了指桌上那个漂亮的蛋糕盒子，说：「叔叔给你带的，快尝尝。」
　　妈妈也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她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混合著感激和一丝丝拘谨的复杂神情。她帮我打开蛋糕盒子，一股浓郁的、香甜的奶油味道，瞬间充满了整个屋子。
　　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蛋糕。上面有巧克力做的小房子，还有用各种颜色的奶油裱成的花。
　　那天晚上，那个儒雅的叔叔——妈妈口中的「吕局长」，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饭桌上，他没有像别的客人一样，和妈妈谈论任何关于工作和税务的事情。他只是和我聊天，问我学校里的趣事，问我喜欢看什么书。他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他能从《哪吒闹海》，一直聊到《水浒传》里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那一晚，是我记忆里，我们家那张小小的饭桌上，第一次充满了轻松、愉快的笑声。妈妈也显得比平时放松了很多，她甚至破天荒地，给自己倒了一小杯那个叔叔带来的、据说叫「红酒」的、紫红色的液体。
　　饭后，那个叔叔要回家了。临走前，他从他那个黑色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本书，递给了妈妈。
　　那是一本很厚的书，深绿色的硬壳封皮，上面印着金色的俄文字母，底下是两个醒目的汉字——《复活》。
　　「这本书，是我年轻时最喜欢的一部作品，」他对妈妈说，语气诚恳而又意味深长，「托尔斯泰的。讲的是人性的复杂，和灵魂的自我救赎。程蕾你业务能力强，思想也上进，但越是这样，越要多读一些这样的经典，能让人的心胸，更开阔一些。」
　　妈妈双手接过了那本书，那姿态，像是在接过一份极其贵重的、不容亵渎的礼物。她低着头，轻声说：「谢谢吕局长，我……我一定会认真读的。」
　　他对妈妈点了点头，又笑着摸了摸我的头，然后才转身离开。
　　他们走后，妈妈在厨房里洗碗，洗了很久很久。
　　我坐在客厅里，看着那本崭新的、散发著油墨香的《复活》，心里却在想着刚才饭桌上的情景。那个叔叔，他和我见过的所有男人都不同。他不像爸爸何斌那样粗鲁，不像舅舅程伟那样猥琐，也不像那些老板一样功利。他温和、博学，像一个真正的、遥远世界里的人。
　　我甚至开始觉得，如果他能当我的爸爸，那该有多好。
　　这个念头，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他走后，妈妈在厨房里洗碗，洗了很久很久。
　　那个儒雅的叔叔离开后，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宿舍，似乎还残留着他带来的、不属于这里的气息。那不是某种具体的香味，而是一种更抽象的东西——一种因他的到来而显得格外局促的、属于我们母子俩的、清贫而安稳的空气。
　　妈妈在厨房里洗碗，水声哗哗地响了很久。我知道，这是她的习惯。每当有心事，或者家里来了让她感到不自在的客人后，她都会把自己藏在厨房或者卫生间的水声里，仿佛那流动的水，能冲刷掉一些看不见的、附着在她心上的东西。
　　我坐在客厅里，没有翻开那本崭新的《复活》。我只是用手指，轻轻地摩挲着它光滑、硬质的封皮。那上面印着彩色的、我叫不出名字的人物画像，他们的表情，庄严而又悲悯，仿佛正从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俯瞰着我们这间昏暗、潮湿的小屋。
　　舅舅程伟不知何时，从外面溜达了回来。他大概是在楼下听说了有「贵客」
　　来访，一进门，就先用鼻子使劲地嗅了嗅空气，然后贼眉鼠眼地凑到我跟前。
　　「晨晨，刚才来的……是谁啊？」他压低声音，脸上带着一种孩子气的好奇和兴奋，「我听王阿姨说，开的是一辆黑色的、四个圈圈的小轿车！乖乖，那可是奥迪啊！咱们县里，好像就县委书记有一辆！」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车，我只是摇了摇头。
　　「带的什么礼物啊？」他又指了指桌上那个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漂亮的蛋糕盒子。
　　「蛋糕。」
　　「就一个蛋糕？」舅舅显然不信，他觉得，能开得起奥迪车的大人物，出手绝不可能这么「寒酸」。他开始在屋子里四下打量，像一只在寻找主人藏匿食物的猎犬，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我手里的那本《复活》上。
　　「哦……还送了书，」他拿过那本书，翻了翻，看到背后标着的「定价：18……80元」时，撇了撇嘴，嘟囔道，「文化人送礼就是小气。」
　　就在这时，妈妈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她已经换下了那身待客时穿的连衣裙，重新穿上了平日里的旧家居服。她的脸上，恢复了那种惯常的、带着一丝疲惫的平静。
　　她看到舅舅手里的书，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
　　「程伟，」她淡淡地说，「你回来了。」
　　「姐！」舅舅立刻像个找到了新玩具的孩子，把书递了过去，「你看看，这人可真有意思。开那么好的车，就送本书，还是给小孩看的。你说他图啥呢？难道……他想认晨晨当干儿子？」他这个念头冒出来，自己都觉得好笑，嘿嘿地乐了起来。
　　妈妈没有接那本书。她只是看了一眼，然后走到桌边，开始收拾碗筷。她的动作，又恢复了那种机械般的、一丝不苟的利落。
　　「以后，家里的事，不要在外面随便跟人说。」她背对着舅舅，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我哪有随便说！」舅舅有些委屈，「是王阿姨她们自己看见了，跑来问我的！再说了，有大领导关心咱们，这是好事啊！说明你工作干得好，受重视！以后我在外面，腰杆也能挺得直一些！」
　　妈妈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她转过身，看着舅舅，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不懂事的孩子。
　　「程伟，」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别人给你一分，你就要想着，将来要怎么还上十分。我们这种人家，欠不起。」
　　舅舅被她这番话说得有些发愣，张了张嘴，想反驳什么，却又说不出来。他大概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向清高、要强的姐姐，会说出这样一番近乎于认命的话来。
　　那个晚上，我睡得很不安稳。我梦见了那个儒雅的叔叔，梦见了他温和的笑容，和他给我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时，那神采飞扬的样子。
　　然后，场景忽然变了。我梦见自己，站在那本摊开的、巨大的《复活》上。
　　书页像一片望不到边的、白色的荒原。妈妈就站在荒原的中央，穿着那件米色的连衣裙，一遍又一遍地，试图用她那双漂亮的手，去擦拭书页上一个怎么也擦不掉的、小小的墨点。
　　而那个儒雅的叔叔，则站在很远的地方，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里。他没有看妈妈，也没有看我。他只是手里拿着我们家那把被妈妈摸得油光发亮的红木算盘，他那双宽厚的大手，轻轻地拨动着算珠，发出的，却不是清脆的「噼啪」声，而是沉重的、像铁链拖过地面的「哗啦」声。
　　每一声，都让妈妈的身体，不易察觉地颤抖一下。
　　我被这个压抑的梦惊醒了，出了一身的冷汗。
　　从那天起，一种新的、无形的秩序，开始在我们家建立起来。它不像之前那些从天而降的物件那样具体，而是更微妙，更深入骨髓。
　　妈妈学英语的劲头更足了。她不再只是跟着复读机跟读，而是买了很多空白磁带，开始把自己读的英语录下来，再反复地听，纠正自己的发音。她说，局里很快要组织一个「涉外税收业务」的培训班，名额很少，她想争取一下。
　　她的穿着，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她没有买什么昂贵的新衣服，但她开始注重「搭配」。她会把一件半旧的白衬衫，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搭在一起，再在脖子上，系上一条小小的、印着碎花的丝巾。那丝巾，让平日里严肃的她，多了一丝属于女人的、不那么张扬的柔和。她甚至还去理发店，把那头万年不变的长发，剪成了一个时髦的、齐耳的短发。
　　剪了短发的她，看起来比以前更干练，也更精神了。但也更陌生了。
　　而最让我感到陌生的，是她脚上的变化。
　　以前，在那个漫长而混乱的夏天里，她穿得最多的，是那种最普通的、没有任何花纹的肉色玻璃丝袜。那种袜子很薄，很容易破，脚尖和脚跟处，总是带着深色的、加厚的一块。她会把破了洞的袜子，用心地缝补好，一直穿到它彻底失去弹性，松松垮垮地堆在脚踝上为止。
　　但从那个秋天开始，我们家床底下那个专门用来装破旧丝袜的纸盒里，再也没有增添过新的「成员」。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我从未见过的、崭新的、被整齐地卷放在抽屉角落里的新袜子。它们不再是单一的肉色，而是有了各种各样细微的变化。有的是纯黑色的，不透明，紧紧地包裹着她的小腿，让她那双本就白皙的腿，在灯光下，显得更加笔直、修长，像两根精致的、黑色的瓷柱。有的是浅灰色的，带着细密的、竖条纹的暗花，阳光照在上面的时候，会反射出一种很有质感的、银色的光泽。
　　她甚至还拥有了一双深紫色的。那颜色，像那晚她喝剩下的、装在玻璃杯里的红酒，在灯光下，呈现出一种成熟、神秘，又让我感到一丝心慌的颜色。
　　她穿这些新袜子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为了蔽体和应付工作的需要。她会坐在床边，慢慢地，像展开一幅珍贵的画卷一样，将那薄薄的织物，一点一点地，顺着她的小腿，往上拉。她的动作，专注而又优雅。我常常假装在桌边写作业，余光却不受控制地，被她这个充满仪式感的、私密的动作所吸引。
　　我能看到，那些崭新的、富有弹性的丝线，如何紧密地贴合著她皮肤的每一寸纹理，将她小腿的线条，勾勒得圆润而又流畅。袜口那道宽边的、带着蕾丝花纹的边缘，会轻轻地勒进她的大腿，留下一道浅浅的、暧昧的印痕。
　　这些新的、漂亮的袜子，也带来了新的、陌生的味道。不再是我熟悉的、那种混杂着檀香皂和她独有汗味的、温暖的气息。而是一种更高级的、带着淡淡花香的、属于「商品」本身的、精致而又冰冷的味道。
　　有一次，我看到她换下一双只穿了一天的、浅灰色的丝袜。我注意到，在脚踝的位置，不小心被勾出了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细细的银丝。换作以前，她一定会把它收起来，等下次再穿。
　　但那一次，她只是看了一眼，就把它，连同其他换下来的衣物一起，扔进了待洗的盆里。那姿态，随意得，就像扔掉一张用过的废纸。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类似被背叛的难过。
　　我怀念起以前那些被她用心地、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破了洞的旧袜子。怀念起那些被我偷偷藏在枕头底下，带着她独有体温和味道的、柔软的织物。
　　我意识到，那些旧袜子，连同它们所代表的、那个虽然清苦，但完全属于我们母子俩的、封闭而又安稳的世界，正在被这些崭新的、漂亮的、散发著陌生气息的新袜子，一点一点地，毫不留情地，彻底取代。
　　家属院里的风言风语，也开始悄悄地流传。我好几次，都听到楼下的王阿姨和李婶，在择菜的时候，压低声音议论我们家。
　　「……啧啧，你看程蕾最近，真是越来越讲究了……」
　　「……可不是嘛！人也精神了，听说在局里可受重用了，什么好事都少不了她……」
　　「……一个女人家，不容易啊。不过，也得看是什么路子，要是路子走歪了……」
　　后面的话，她们会因为看到我路过，而心照不宣地停住。然后，用一种混合着羡慕、嫉妒和怜悯的复杂眼神，看着我。
　　我假装什么也没听见，低着头，快步走开。
　　舅舅程伟，则用他自己那套「拎不清」的逻辑，解读着我们家发生的一切。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心想着去「巴结」谁，而是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狐假虎威」的底气。
　　有一次，他打牌又输了钱，被几个牌友堵在棋牌室里。换作以前，他早就点头哈腰地求饶了。但那一次，他居然挺直了腰杆，对着那几个人说：「你们急什么？不就几十块钱吗？我姐夫……哦不，我姐单位的大领导，那可是咱们县里数一数二的人物！我姐一句话的事儿！你们要是把我惹急了，小心你们家里的生意，以后纳税的时候，有你们好果子吃！」
　　他这番半真半假的吹嘘，居然真的把那几个牌友给唬住了。从那以后，他在棋牌室的地位，莫名其妙地高了起来，再也没人敢轻易找他的麻烦。
　　他为此得意了好几天，觉得是自己找到了「生存的智慧」。
　　妈妈知道这件事后，气得浑身发抖。她第一次，没有压抑自己的怒火，指着舅舅的鼻子骂道：「程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脸，还没有被你丢尽？！」
　　舅舅被骂得狗血淋头，却还一脸无辜：「我这不是……看他们欺负人嘛……
　　」
　　那天，他们大吵了一架。最后，妈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久都没有出来。
　　而我，就坐在客厅里，看着桌上那本崭新、厚重的《复活》。
　　我没有翻开它。我只是用手指，轻轻地触碰着它深绿色的、硬质的封皮。那封皮很光滑，也很冰冷，不像我那些被翻得起了毛边的连环画，带着熟悉的、纸张的温度。
　　我听着房间里，那一片死寂。那寂静，比他们刚才大声的争吵，更让我感到害怕。
　　我忽然想起了那天晚上，那个儒雅的叔叔，把这本书递给妈妈时的情景。他说，这本书，讲的是「灵魂的自我救赎」。
　　我不知道什么是「灵魂」，也不知道什么是「救赎」。
　　我只是悄悄地，站起身，走到妈妈的房门前。我把耳朵，轻轻地贴在冰凉的门板上。
　　我没有听到哭声，也没有听到叹息声。
　　我只听到一种极细微的、却又极其清晰的、「沙沙」声。
　　那声音，我既熟悉，又恐惧。
　　那是很多个深夜里，我曾听到的，妈妈用一把小小的美工刀，一遍又一遍，轻轻刮着自己指甲的声音。
　　那声音，像一只看不见的、小小的虫子，正在黑暗中，缓慢而又固执地，啃噬着什么东西。
　　我的身体，忍不住地，开始发抖。
　　那一刻，我忽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妈妈想要「复活」的，或许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灵魂」。
　　她只是想变回那个，在外公没有生病之前，在那个儒雅的叔叔没有出现之前，那个虽然清苦，但可以靠自己，把破了洞的丝袜，一针一线，认真缝补起来的，普普通通的妈妈。
　　但她，好像已经回不去了。

(6)
　　那个伴随着「沙沙」声的夜晚过去后，妈妈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她依然在清晨给我冲麦乳精，在深夜里看那本厚厚的《复活》，她依然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整洁，来对抗生活的混乱。
　　但有些东西终究是不一样了。我能感觉到，我们家那根因为外公生病而绷紧的弦，并没有松下来。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以一种更内在、更沉默的方式继续拉扯着妈妈。
　　那本《复活》，她看得越来越慢了。有时候，一整个晚上书签都停留在同一页。她不是在看书，而是在透过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字，看着某个更遥远、更让她费神的东西。
　　我们家那台红色的拨盘电话机，成了这个家里最神秘，也最让我感到不安的物件。
　　它很少再像以前那样，因为单位的公事而响起。但每隔几天，总会在某个固定的、晚饭后的时间，发出「铃铃铃」的、清脆的声响。
　　每一次，妈妈都会像一只受惊的鸟一样，身体微微一颤。然后，她会放下手里的碗筷，或者针线，走到电话机旁。她不会立刻接起来，而是会先深吸一口气，仿佛在给自己做某种心理建设。
　　接起电话后，她总是说得很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安静地听。我只能听到一些模糊的、从她嘴里飘出来的词：「嗯」、「好的」、「知道了」、「谢谢您关心」。她的声音，会变得比平时更柔软，也更客气，带着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恭敬的距离感。
　　每一个电话，都不会超过五分钟。挂了电话后，她常常会陷入更长久的沉默，有时候会去阳台上站很久，有时候，则会拿起那本《复活》，无意识地、一遍又一遍地用手指摩挲着它深绿色的、冰冷光滑的封皮。
　　我知道，电话那头是那个儒雅的吕叔叔。
　　但那个冬天，他再也没有像上次那样出现在我们家里。
　　直到一个下着小雨的周三晚上。
　　那天，妈妈的心情似乎格外好。她下班回来，给我带了一只我一直想要的发条青蛙玩具。晚饭，她也难得地炒了一个荤菜——韭黄炒鸡蛋。金黄的鸡蛋，配上嫩绿的韭黄，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特别有食欲。
　　饭桌上，她甚至还和我开起了玩笑，问我学校里有没有小姑娘给我写情书。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她看着我的窘迫样，发出了久违的、清朗的笑声。
　　就在这时，门被敲响了。
　　妈妈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她站起身去开门，门口站着的，正是那个穿着深色风衣、头发上带着一层细密雨意的吕叔叔。
　　「没打扰你们吧？」他笑着说，声音温和又有磁性，「刚在附近开完一个会，路过这里，想起有份关于税改的文件，明天开会要用，落在办公室了，想让你帮个忙，去单位取一下。」
　　「啊……好，好的。」妈妈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下意识地就要去拿挂在门后的钥匙。
　　「不急，不急，」吕叔叔摆了摆手，目光落在了我们的饭桌上，笑着说，「
　　先吃饭，吃完饭再去。正好，我有些关于文件里的细节，想跟你当面讨论一下。
　　」
　　他很自然地就走了进来，在我的身边坐下。妈妈给他拿了一副干净的碗筷，给他盛了一碗饭。
　　那一晚，我们家那张小小的饭桌上，再次充满了那种类似家庭的、温暖而和谐的气氛。他没有再跟我聊「鲁提辖」，而是和妈妈聊起了那本《复活》。他们聊着聂赫留朵夫的忏悔，聊着玛丝洛娃的苦难，聊着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关于「灵魂」和「人性」的话题。
　　妈妈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那种我曾在她研读业务时见过的、专注而又明亮的光。在讨论某个观点时，她甚至会因为激动而和吕叔叔发生小小的争论。她的脸颊，因为兴奋和那一点点酒精（她给自己倒了小半杯红酒），而泛着健康的红晕。
　　那一刻的她，是那么的动人，那么的有生气。
　　雨越下越大，敲打着窗户，发出「噼啪」的声响。墙上的挂钟，时针已经指向了九点。到了我该上床睡觉的时间了。
　　妈妈站起身，对我说：「何晨，去睡觉。」然后，她又对吕叔叔带着一丝歉意地说：「吕局长，您坐，我先去把文件给您取回来。」
　　「不用，」吕叔叔也站了起来，笑着说，「外面雨大，你一个女同志不方便。我开车送你过去，拿了文件，再送你回来。」
　　这个提议，听起来合情合理，无法拒绝。
　　妈妈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她走进房间，拿了一把伞，又穿上了一件外衣。
　　临走前，她走到我的床边，帮我掖了掖被角。我假装已经睡着了，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混杂着饭菜香、红酒香和她独有体香的、温暖的气息。
　　我听到她和吕叔叔一起走出了家门，我听到楼道里，他们俩一前一后的、沉稳的脚步声，逐渐远去。
　　我没有睡着。我只是睁着眼睛，看着窗外那片被雨水打湿的、无尽的黑夜。
　　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多久。在孩子的世界里，等待的时间总是被无限拉长。我只知道，当妈妈一个人回来的时候，我房间里那只小小的闹钟，时针已经指向了十一点。
　　她回来的脚步声，很轻，很轻，像一只怕惊扰了谁的猫。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去洗漱，也没有开客厅的灯。我从帘子的缝隙里，能看到她就那么站在门口的黑暗中，一动不动，像一尊被雨水淋湿了的、孤零零的石像。她站了很久很久，久到我几乎以为她要在那里站到天亮。
　　然后，她动了。
　　她没有走向卧室，也没有走向卫生间，而是径直地、像梦游一样，走到了那台红色的拨盘电话机旁。
　　我看到她拿起听筒的手在微微地发抖。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这一次，她没有沉默，也没有客气。她的声音，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混合着哭腔、委屈和某种孤注一掷的颤抖。
　　「喂？」电话那头，传来那个熟悉的、沉稳而又温和的男声。
　　妈妈没有立刻说话。她只是紧紧地握着听筒，我甚至能听到她急促的、努力想要平复下去的呼吸声。
　　「……吕局长，」终于，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小心翼翼的颤抖，「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扰您。」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很自然的、带着关怀的语气问：「到家了？雨很大，没淋着吧？」
　　「没……没有，谢谢您送我回来。」妈妈的回答，显得有些语无伦次。
　　然后，是一阵短暂的、却又无比漫长的沉默。我能感觉到，妈妈正在组织着她的语言，那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
　　「那个……吕局长，」她再次开口，声音压得更低了，仿佛怕惊醒什么一样，「刚才在办公室……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您别误会。」
　　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急于解释的恳切和一种害怕对方真的误会了的恐慌。
　　「我就是……就是觉得，太晚了，孤男寡女的，影响不好。」她找了一个很蹩脚，也很正确的理由。
　　电话那头，似乎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清具体的内容，因为那个男人的声音总是那么沉稳，穿透力不强。但我看到，随着电话那头的话语，妈妈那原本紧绷的、像要断掉一样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放松了下来。
　　她紧紧抿着的嘴唇，微微地张开了。她那双一直盯着地面、不敢抬起的眼睛，也慢慢地，抬了起来，看着面前那片空无一物的、黑暗的墙壁。
　　电话那头又说了一会儿。妈妈只是「嗯」、「嗯」地应着，声音里的那种紧张和恐慌，正在一点点地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混杂着愧疚和某种如释重负的复杂情绪。
　　最后，我听到妈妈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说：「……我知道了，谢谢您。您也……早点休息。」
　　她挂断了电话。
　　听筒里，只剩下「嘟……嘟……嘟……」的忙音。
　　妈妈还举着那个已经没有了声音的听筒，僵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看到，她慢慢地，把听筒放了回去。然后，她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那台红色的、冰冷的电话机外壳。那动作，像是在抚摸一件滚烫的、却又舍不得放手的烙铁。
　　过了很久，她才转过身，走进卫生间。
　　哗哗的水声，再次响起。
　　这一次，我知道，她想洗掉的，不仅仅是身上的雨水，更是那份让她无所适从的唐突以及那份因为自己「坚守了底线」，却又仿佛误解了别人的、巨大的、无处安放的愧疚。
　　我用被子，死死地蒙住了自己的头。
　　那时候我还没明白。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些拒绝，并不是结束，它恰恰是另一场更漫长、也更磨人的拉锯战的真正开始。

(7)
　　那个冬天似乎格外的漫长，但也终有尽头。当家属院窗外那棵高大的香樟树，重新抽出嫩绿得近乎透明的新芽时，春天终于还是来了。
　　我的生活，也似乎随着季节的更替，重新回到了某种固定的轨道上。妈妈依然忙碌，但那种紧绷得仿佛随时会断裂的神经质，似乎被她用一种更强大的、后天习得的平静给包裹了起来。她会在深夜里，一边听着复读机里流淌出的、舒缓的钢琴曲，一边在灯下，一丝不苟地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修改着那些我看不懂的税改流程图。
　　而我，则重新回到了学校，回到了那个由粉笔灰、课间操的广播声和同桌曾文静身上淡淡的墨水香味所构成的、熟悉的世界里。
　　曾文静的病，在开学后不久终于好了。但重新回到座位上的她，却像是被一场大病抽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她的话变少了，也更少笑了。以前，她会在自习课上偷偷地在草稿纸上画小人，或者跟我讲她周末又看了什么有趣的课外书。
　　但现在，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手里捧着一本书，一看就是一整节课。
　　她的眼神，也常常会变得很飘忽。有时候，我跟她说话，她明明看着我，但那目光却像是穿透了我，落在了某个很遥远的地方。
　　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让大家用「虽然……但是……」造句。
　　轮到曾文静时，她站起来，沉默了很久，然后用一种很轻，但全班同学都能听见的声音，说：「我们家那盆茉莉花，虽然每天都浇水，晒太阳，但是……它还是生病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淡淡的忧伤。全班同学都觉得这个句子造得很奇怪，但只有我知道，她说的可能并不仅仅是那盆花。
　　放学后，我们一起走出校门。快到她家楼下时，她会习惯性地放慢脚步。那栋楼里，不再传来激烈的争吵声，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令人感到窒息的、死寂般的安静。
　　「我爸爸最近，很喜欢喝酒。」有一次，她突然没头没尾地对我说了这么一句。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笨拙地说：「喝酒……伤身体。」
　　「他以前不这样的，」她低着头，踢着脚下的一颗小石子，「妈妈说，他是……工作上，不顺心。」
　　我能感觉到，她在用这种小心翼翼的、碎片化的方式，向我这个她唯一能信任的同类，发出一种寻求共鸣的信号。而我只能像个无能为力的哑巴一样，沉默地听着。
　　我们俩，就像两只过早地感受到了寒意的小动物，下意识地想要凑在一起，互相舔舐伤口，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林海峰，则以一种更彻底的方式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试图用他那个新世界来吸引或攻击我们。他彻底地沉浸到了那个由电脑和网络构筑的、我们无法企及的世界里。
　　他的座位，被调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他上课的时候，不再睡觉或捣乱，而是会把一本很厚的、印着奇怪英文和代码的、名叫《电脑爱好者》的杂志，夹在课本里看得津津有味。课间的时候，他会和几个同样家境不错的男生，围在一起神秘兮兮地讨论著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话题。
　　「……昨天晚上，我又在石墓阵烧了一夜的猪，爆了一本《半月弯刀》！」
　　「……真的假的？你现在多少级了？我才刚学会召唤骷髅……」
　　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属于成年人的、秘而不宣的骄傲和兴奋。他们有属于自己的黑话，自己的世界，自己的荣耀。那个世界，将我和曾文静，以及教室里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彻底地排斥在外。
　　这种无视，远比他之前任何一次挑衅，都更让我感到那道鸿沟的巨大和冰冷。
　　我们三个人，就像三条行驶在不同航道上的小船，虽然还同处于一间教室里，却已经渐行渐远，驶向了各自完全不同的、由家庭所铺就的未来。
　　那道已经存在的裂痕，是在期中考试之后以一种近乎于羞辱的方式，被彻底地撕开的。
　　那次考试，我考得很差。因为外公生病，因为家里发生的种种变故，我落下了很多功课。我的数学第一次没有及格。
　　曾文静，依然是班里无可争议的第一名。她的名字，被红纸写在光荣榜的第一行，贴在教学楼最显眼的位置。
　　而林海峰，则考了全班倒数第三。他的试卷被老师用红笔画满了叉，惨不忍睹。
　　但在考试成绩公布后的第二周，一件让我们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林海峰的爸爸，丰泰集团的林老板，以公司慈善的名义，向我们学校捐赠了一个全新的电脑教室。二十台崭新的、白色的联想电脑，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间新装修的教室里，屏幕上还贴着蓝色的保护膜。
　　在那个周一的升旗仪式上，校长用一种极其激动和高亢的语调，在国旗下，对林老板的「慷慨义举」和「对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表示了最衷心的感谢。
　　然后，在全校师生的注视下，林海峰，这个全班倒数第三的差生，作为「捐赠方的学生代表」被请上了主席台。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明显是新买的名牌运动服，从校长的手里接过了一张写着「捐资助学，情系教育」的、巨大的红色奖状。
　　那一刻，阳光照在他的脸上，照在他那副因为尴尬和不知所措而显得有些僵硬的笑容上。台下，他的父亲林老板，那个总是叼着雪茄、满脸横肉的胖男人，正站在一群校领导的簇拥中，满面红光地为他鼓着掌。
　　我站在队伍里，看着主席台上那个与周围一切都格格不入的林海峰，又看了看站在我身旁，那个因为考了第一名，本应上台领取奖状，此刻却只能和我一样，站在台下鼓掌的曾文静。
　　我看到曾文静那张总是很文静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和我一样的、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表情。
　　我忽然觉得，我们平日里在课堂上学的那些，关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诚实和努力的道理，在主席台上那张巨大的、刺眼的红色奖状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那么的可笑。
　　那天，我开始对这个看似公平的、用分数来衡量一切的世界，产生了怀疑。
　　而这种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再也无法拔除了。
　　那个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春天，最终还是在日益聒噪的蝉鸣声中，滑向了夏天。期末考试的成绩单，像一张早已注定好命运的判决书，发到了每个人的手里。曾文静依然是第一，我勉强挤进了中游，而林海峰，则毫无悬念地继续在榜单的末尾徘徊。
　　那张写着「捐资助学」的巨大奖状，在学校的宣传栏里被晒得微微褪了色。
　　但它所带来的那场无声的地震，其余波却还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心里久久回荡。
　　暑假如期而至。
　　妈妈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碌。局里要搞一个关于税改的、全省性质的成果展览，她是主要的筹备人之一。
　　那段时间，她几乎是以单位为家，每天都带着一身疲惫和满身的油墨味回来。她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管我。
　　就在这时，舅舅程伟又一次恰好地出现在了我们家。
　　他这次来，不再是两手空空，而是提着一个印着娃哈哈字样的、红色的铁皮礼盒，里面装着几瓶八宝粥和一些饼干。他满面红光，看起来精神焕发，像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喜事。
　　「姐！晨晨！」他一进门就咋咋呼呼地嚷道，「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弟我，要出人头地了！」
　　原来，他所在的那个半死不活的土产公司，终于要进行改制，准备和一个香港来的老板合资搞一个农副产品深加工的工厂。而舅舅，凭借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以及常年在棋牌室里练就的、察言观色的本领，居然提前巴结上了港商派来的一个经理，被许诺在新工厂里当一个管仓库的小头头。
　　「姐，你别看这官不大，」他得意洋洋地对我妈说，「这可是合资企业！以后我就是白领了！跟那些泥腿子可不一样了！」
　　他这次来，除了炫耀，还有一个目的。他看我一个人在家没人管，便自告奋勇地提出要带我去乡下体验生活，让他这个未来的「白领」舅舅，好好地带我见见世面。
　　妈妈大概是忙得实在分身乏术，也或许是觉得乡下空气好，有助于我散心。
　　在舅舅再三保证会把我照顾得白白胖胖之后，她居然同意了。
　　于是，我就坐上了舅舅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零件哪儿都响的凤凰二八大杠，一路颠簸着，去往那个我只在外公生病前偶尔才会去的、遥远的乡下。
　　乡下的夏天，和县城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这里没有高楼，没有汽车的喇叭声。只有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稻田，和被太阳晒得滚烫的、蜿蜒的田埂。空气里，充满了青草、泥土和牲畜粪便混合在一起的、浓烈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味道。巨大的、不知名的蝴蝶，在野花丛中翩翩起舞。蜻蜓低低地飞着，翅膀在阳光下，像一层透明的玻璃纸。
　　舅舅的土产公司，就在镇子的入口处。那是一排低矮的、灰色的平房，墙皮已经大面积地剥落，露出里面斑驳的红砖。院子里堆满了各种积压多年的、已经看不出本来面貌的农产品，散发著一股陈旧的、发了霉的味道。
　　这里就是舅舅即将「出人头地」的地方。
　　我的暑假生活，就在这个破败的院子里，以一种极其缓慢的、近乎于停滞的节奏展开了。舅舅每天都忙着和他那些未来的「同僚」们，喝酒、打牌，商量着新工厂成立后，如何「大展宏图」，根本没时间管我。
　　而我则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避难所。
　　土产公司的隔壁，是镇子上的卫生院。卫生院后面，有一排老旧的、青砖黛瓦的教职工宿舍，据说以前是给老中医和家属们住的，现在大多已经空置了。只有一个院子还住着人。
　　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个院子，是因为它门口那棵巨大的、几乎遮蔽了半个天空的黄桷树。那棵树，比我们家属院里的香樟树，还要老，还要大。
　　而那个女孩，就坐在那棵巨大的黄桷树下。
　　她看起来比我大几岁，大概十三四岁的样子。她很白，是那种因为不常出门晒太阳而显得有些苍白的、不健康的白。她很安静，甚至比曾文静还要安静，但那种安静，不是文静，而是一种超乎年龄的、仿佛对周遭一切都漠不关心的冷静。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和一条灰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最普通的塑料凉鞋。她就坐在一张小小的竹凳上，手里捧着一本很厚很厚的、连封皮都磨损了的、砖头一样的书。
　　她看得那么专注，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她和那本书。连我这个陌生人在她院子门口站了很久，她都没有抬一下头。
　　她，就是郑文清。
　　我是在后来偷听舅舅和镇上的人聊天时，才知道她的名字和她那令人唏嘘的身世。
　　她是跟着外公住在这里的。她的外公，是卫生院那个退休了的、德高望重的老中医。而她的父母，据说，原本都是东北抚口那边，一个大工厂里的大人物——一个是总工程师，一个是厂办的干部。后来不知道犯了什么事，父亲被抓进去了，母亲则在一个雪夜里跳了楼。
　　于是，她就成了孤儿，被外公从千里之外的东北，接到了这个南方的、偏僻的小镇上。
　　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
　　我再去看她时，眼神里，就多了一丝我自己也说不清的、混杂着同情和某种同类辨认的情绪。
　　我们的第一次交谈，发生在一个下着雷阵雨的午后。我被舅舅差遣去隔壁卫生院的小卖部买酱油，回来的路上，雨突然就大了。我抱着酱油瓶，狼狈地冲到那棵巨大的黄桷树下躲雨。
　　郑文清就坐在屋檐下的竹凳上，依然在看那本厚厚的书。
　　她看到我被淋得像只落汤鸡，没有笑，也没有说话。她只是默默地站起身，走进屋里，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块干净的、洗得发白的旧毛巾。
　　她把毛巾递给我，说：「擦擦吧。」
　　她的声音，很清脆，带着一点点北方人特有的、平直的腔调，和我们南方人软糯的口音完全不同。但很好听。
　　「谢谢。」我接过毛巾，小声说。
　　我们就那么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在屋檐下，听着外面「哗啦啦」的雨声，谁也没有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好奇地问她：「你在看什么书啊？」
　　她把书的封面亮给我看。那上面，印着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辞海》。
　　我愣住了。我无法想象，会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把一本这么枯燥的、像字典一样的大部头看得津津有味。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惑，淡淡地解释了一句：「外公说，人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理。这书里，什么理都有。」
　　那句话，我当时听不懂。但我却被她那种超越年龄的、一本正经的沧桑感，给深深地镇住了。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和我，曾文静，林海峰，我们所有人，都不一样。
　　她不属于我们那个由分数、电脑和新衣服构成的、孩子的世界。
　　她像一个从成年人的世界里，不小心走错了片场的、小小的灵魂。
　　雨停了。我把毛巾还给她，抱着酱油瓶回了那个破败的土产公司。
　　从那以后，我每天下午，都会有意无意地，溜达到她家门口。有时候，我会看到她在院子里，帮她那个步履蹒跚的外公晾晒草药。有时候，我会看到她踩着一张小板凳，吃力地修补着屋檐上漏雨的瓦片。
　　她做这些事的时候，神情总是那么的平静，那么的专注，仿佛在做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那个瞬间，那种与年龄不符的、承担起家庭重担的成熟，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
　　暑假结束的前一天，我要回县城了。我鼓起我所有的勇气，把妈妈给我买的那只还没怎么玩过的、崭新的铁皮发条青蛙，用一张报纸包好，送到了她家门口。
　　她收下了。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不要。
　　她只是转身回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小的、用手帕包着的东西。
　　她把手帕打开，里面是几块晶莹剔透的、琥珀色的东西。
　　「这是冰糖。」她说，「我外公自己熬的，润肺。送给你。」
　　我接过那几块还带着她手心温度的冰糖，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
　　那个暑假，和郑文清的相遇，就像一场没有对白的、深刻的电影。它没有让我感到轻松，反而让我对生活这两个字，有了一种更沉重、更早熟的理解。
　　当舅舅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把我重新带回那个熟悉的、充满了压抑气息的县城时，我觉得，自己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不少。
　　我推开家门，看到妈妈正站在客厅里。
　　她瘦了更多，但精神却很好。她穿着一身崭新的、剪裁合体的深蓝色套装，脚上是一双半高跟的皮鞋。她的头发，精心打理过，脸上，还化着我看不懂，但感觉很职业的淡妆。
　　她不再是那个只属于我的、穿着家居服的妈妈了。她看起来，像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陌生的女战士。
　　「晨晨，回来了？」她对我笑了笑，「快收拾东西，妈妈明天，要去市里，参加一个月的培训。」
　　她的笑容里，带着一丝我熟悉的疲惫和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义无反顾的决然。

(8)
　　妈妈去市里参加培训的那一个月，是我记忆里，最漫长，也最奇怪的一个月。
　　她走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她把我叫醒，把一叠用信封仔细装好的、零零散散的饭票和钱，交到我手里。她蹲下身子，帮我把衣领理了又理，那双总是很温暖的手，此刻却有些冰凉。
　　「晨晨，妈妈不在家，你要听王阿姨的话，自己按时吃饭，好好写作业。」
　　她的声音，很轻，也很平静，但那双看着我的眼睛里，却藏着一片我看不懂的、深不见底的海。
　　我点了点头。
　　她就那么走了，没有回头。我站在窗前，看着她瘦削的背影，消失在黎明前那片青灰色的晨雾里。
　　那一个月，我们家彻底地成了一座孤岛。
　　妈妈不在，屋子里那股熟悉的、混合著檀香皂和她独有体香的味道，一天比一天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空旷的、带着灰尘味的寂静。我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冲到电话机旁，看它有没有响过。但它总是沉默着，像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
　　培训的前两个星期，妈妈每天晚上都会在固定的八点钟，从市里打来电话。
　　电话是打到邻居王阿姨家的，王阿姨会扯着嗓子，在楼道里喊我的名字。每一次，我都会像一只听到了主人呼唤的小狗，飞快地冲出家门。
　　电话里，妈妈的声音听起来很好。那是一种我很久没有听到过的、带着一丝兴奋和新奇的轻松。她不会跟我描述城市有多繁华，而是会讲一些更具体的、我能听懂的小事。
　　「……晨晨，我今天在市里的新华书店，看到你上次想要的那套《郑渊洁童话全集》了，装在一个大盒子里，可漂亮了，妈妈回来的时候给你带上。」
　　「……我们宿舍楼下，有一家卖生煎包的，味道跟你外婆做的很像。我今天早上吃了四个。」
　　「……今天上课，老师讲了」反倾销税「，我以前只在书上看过，今天才算真正弄明白……」
　　她讲这些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重新找回学生时代感觉的、淡淡的雀跃。
　　有时候，她会突然停下来，压低声音，用一种更亲密的、分享秘密般的语气说：
　　「……你吕叔叔今天还问起你了，问你的期末考试成绩出来没有。」
　　她口中的「吕叔叔」，说得那么自然，仿佛他真的是我们家庭里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员。
　　我能感觉到，电话那头的她，是快乐的，是充满希望的。她像一棵长期处在阴影里的植物，终于被移到了阳光下，每一片叶子都在努力地舒展开来。
　　但这种舒展，并没有持续多久。
　　从第三个星期开始，妈妈的电话，变得不再那么准时了。有时候会推迟到九点，有时候，甚至一整个晚上都不会响起。
　　就算打来了，她的话，也变得特别少。不再跟我讲那些市里的新鲜事，只是匆匆地问我几句「吃饭了没」、「作业写完了吗」，然后就挂断了。她的声音，也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变得很疲惫，很沙哑，像是在很吵闹的地方扯着嗓子喊了很久一样。
　　有一次，我甚至在电话里，听到了她那边传来「哗啦啦」的、搓麻将的声音，还夹杂着男男女女的、高声的谈笑。
　　我问她：「妈妈，你在干什么呀？」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她才用一种含糊不清的语气说：「……没，没什么。在……在跟同事们，闲聊呢。」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闲聊，需要伴随着那么嘈杂的麻将声来进行。
　　那个月，我过得浑浑噩噩。白天在学校，看着曾文静和林海峰他们，我觉得自己和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暑假的距离。而晚上，守着那部时而响起、时而沉默的电话，我又觉得自己和那个身在市里的妈妈，隔着一个我完全无法想象的、喧嚣而又陌生的世界。
　　一个月后，妈妈终于回来了。
　　她回来那天，是舅舅程伟开着一辆不知从哪儿借来的、破旧的面的车，把她从长途汽车站接回来的。
　　她瘦了，也黑了，但整个人，却像被一层看不见的、冰冷的玻璃罩子给罩了起来。她不再像走之前那样，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她又变回了那个沉默的、不动声色的、心事重重的妈妈。
　　她给我带回来了那套精装版的《郑渊洁童话全集》，但交到我手里时，却没有像以前那样，笑着摸摸我的头。
　　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拿去吧。」
　　舅舅程伟看着妈妈这副样子，有些奇怪，但还是嬉皮笑脸地凑上去说：「姐，你看你，去城里进修了一个月，怎么回来还一脸不高兴？是不是培训太累了？
　　」
　　妈妈没有理他。她径直走进卫生间，把门关上。里面，传来了哗啦啦的水声。
　　那天晚上，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妈妈并没有睡。
　　她一个人，坐在客厅的黑暗里。她没有开灯，手里也没有拿那本《复活》。
　　她只是穿着那件丝质的睡裙，抱着双膝，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
　　窗外，没有月亮。
　　我没有听到哭声，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她就那么安静地坐着，安静得，像一座没有生命的、冰冷的雕塑，但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她那个一动不动的、瘦削的背影，我心里，却比任何一次看到她哭泣都更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巨大的难过。

(8)
　　那个夜晚之后，妈妈那副紧绷的盔甲似乎变得更厚，也更冷了。
　　她的生活，陷入了一种近乎于苦行僧般的、严苛的自律之中。她不再梦游，也不再说梦话。她只是睡得越来越少，常常我半夜醒来，还能看到客厅的灯亮着，她一个人，坐在灯下，或者看书，或者对着那些画满了流程图的纸张发呆，像一尊不知疲倦的、用来看守黑夜的雕像。
　　那台红色的电话机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哑巴。它不再响起。那个儒雅的吕叔叔，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遥远、高级的世界，仿佛一夜之间，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蒸发了。
　　那些曾经准时出现在门口奶箱里的鲜牛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熟悉的、需要用开水冲泡的、带着一股甜腻味道的麦乳精。那些崭新的、带着墨香的课外书，也不再出现。我的书桌上又变回了只有课本和那几本被翻得起了毛边的连环画。
　　生活，仿佛被打回了原形。回到了那个夏天之前，那个清苦、封闭，但至少是安稳的、属于我们母子俩的世界。
　　但只有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出现过，就再也回不去了。
　　妈妈的身体，开始以一种沉默的方式，发起了抗议。她开始频繁地头痛，家里的抽屉里，多了一瓶白色的、装着芬必得的药瓶。她吃饭的胃口也变得很差，常常是扒拉几口白米饭，就说饱了。她瘦得很快，那件米白色的风衣，穿在她身上，显得空空荡荡，像挂在一个单薄的衣架上。
　　工作，成了她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避难所。她比以前更疯狂地投入到工作中，像是在用这种近乎自虐的、繁重的劳动，来耗尽自己所有的精力，从而没有力气，再去想那些让她痛苦的事情。
　　但很快，我发现，连这个她唯一可以躲藏的地方，也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这种不一样，不是有人批评她，也不是有人给她使绊子。恰恰相反，妈妈的工作突然之间变得轻松了。
　　以前，我们家的晚饭时间，总是不固定的。常常是我已经饿得肚子咕咕叫了，她才从单位里，带着一身疲惫和满脑子的数据回来。而那段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半，天还没擦黑，她就已经准时地出现在了家门口。
　　她不再需要加班，也不再把那些厚厚的文件袋带回家。我们家的那盏40瓦的台灯，晚上亮起的时间越来越短。
　　起初，我还有些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她有更多的时间陪我了。但很快，我就发现，一个清闲下来的妈妈，比那个忙得脚不沾地的妈妈，更让我感到不安。
　　她有了大把的时间。她会把家里本就已经一尘不染的地板，拖上三四遍；会把我所有的衣服，不论新旧，都拿出来，重新洗涤、晾晒、熨烫、叠好。
　　她甚至开始研究起了各种复杂的菜式，照着一本不知从哪儿来的、名叫《家常菜谱500例》的书，尝试着做一些比如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这样需要复杂工序的菜。
　　我们家的饭桌，前所未有的丰盛起来。但屋子里的空气，却前所未有的压抑。
　　因为妈妈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是没有表情的。她只是在机械地、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去填满那些突然多出来的、大段大段的空白时间。她像一个习惯了高速运转的陀螺，突然被强制停了下来，却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只能徒劳地、用一种更剧烈的方式，在原地空转。
　　我开始怀念以前那些，她一边心不在焉地听我说话，一边在草稿纸上飞快地计算着什么的夜晚。虽然她很忙，但那时候的她，是有用的，是被需要的。
　　而现在，她像一个被放逐到了孤岛上的人，拥有了大片的、无边无际的时间，却不知道该用它们来做什么。
　　我能感觉到，她正在慢慢地枯萎。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舅舅程伟正坐在我们家客厅里。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嬉皮笑脸，而是显得有些坐立不安。
　　妈妈正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做着饭。
　　舅舅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用一种担忧的语气问我：「晨晨，你妈……
　　最近在单位，是不是不顺心啊？」
　　我摇了摇头。
　　「那就怪了，」舅舅挠了挠头，脸上满是困惑，「我听棋牌室的老张说——他儿子就在你们局办公室开车——他说，以前啊，你们吕局长三天两头就要点名找我姐去办公室谈工作，有时候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可最近这几个月，一次都没叫过。局里那个什么最要紧的」税改成果汇报「小组，也没让她进。老张他儿子说，现在局里最红的，是那个新来的王大学生，吕局长到哪儿都带着他……」
　　舅舅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
　　我只觉得，有一股冰冷的、彻骨的寒意，从我的脚底，一点一点地，爬了上来。
　　那天晚上，舅舅程伟最终还是被妈妈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沉默，给「请」走了。他大概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走的时候，连晚饭都没敢留下来吃。
　　我们家的空气，在那之后，陷入了一种更深的、令人窒息的寂静。
　　但奇怪的是，就在那片深不见底的寂静之上，我们家属院，乃至整个县城的生活，却像一锅被烧开了的水，突然变得喧嚣、嘈杂，充满了各种各样新鲜、荒诞，又让人眼花缭乱的事情。那段时间，我的注意力，被这些接踵而至的、看似与我们家毫无关联的热闹给彻底地吸引了过去。
　　第一件大事，是从我们家属院那几棵巨大的香樟树开始的。
　　一天早上，我还在睡梦中，就被一阵刺耳的、「嗡嗡嗡」的电锯声给吵醒了。我从窗户往外看，看到几个穿着园林绿化工作服的工人，正在砍我们院子里那几棵比我们楼还要高的香官树。那几棵树，从我记事起就一直长在那里，夏天为我们遮挡烈日，秋天落下一地金黄的叶子。
　　家属院里的退休老人们都急了。他们围着工人，七嘴八舌地质问为什么要砍树。带头的工人，很不耐烦地拿出了一张盖着红章的文件，说这是「县里统一规划，创建文明卫生城市」，这些老树树根乱长，破坏下水道，而且遮挡光线，容易滋生蚊虫，必须全部砍掉，统一换成「美观大方」的冬青和灌木。
　　老人们说不过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巨大的、需要两个人才能合抱的树干，在一阵阵令人牙酸的电锯声中轰然倒下。
　　那一天，我们家属院，第一次，完完整整地，暴露在了刺眼的、毫无遮挡的阳光之下。
　　第二件大事，是关于「网络」。
　　林海峰的爸爸，那个有钱的林老板，在我们县城里，开了第一家网吧。就在我们学校附近，以前是一家倒闭了的录像厅。
　　那地方，成了所有男孩的天堂，和所有家长的噩梦。每天放学，都有成群结队的、穿着校服的男生，像着了魔一样，涌进那个挂着「冲浪E族」招牌的、昏暗的门洞里。里面，总是传来激烈的、电子合成的枪炮声和厮杀声。
　　林海峰，理所当然地，成了那里的国王。他不再需要来学校，就能维系他的权威。谁想玩最新的游戏，谁想在他的战队里混个位置，都得去网吧里，孝敬他几瓶可乐，或者一包红塔山。
　　而曾文静的爸爸，那个平日里温文尔雅的曾老师，则成了抵制网吧运动的、最激烈的旗手。他会在家长会上痛心疾首地，控诉网络游戏是「电子海洛因」，会毁掉我们这一代人。他甚至还写了好几封信，投到县里的教育局和报社。
　　但这一切，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那家名叫「冲浪E族」的网吧，生意越来越红火。而曾老师，则因为他这种不合时宜的固执，成了很多家长和老师在背后议论的、一个跟不上时代的老古董。
　　那段时间，我们县城，就像一个巨大的、光怪陆离的舞台。砍树的，下岗的，上网的……各种各样的人，带着他们各自的悲欢、欲望和挣扎，匆匆地，在我的眼前，上演着一幕幕的活剧。
　　我像一个贪婪的、初出茅庐的观众，被这些眼花缭乱的剧情，给彻底地吸引了。以至于，我几乎都快要忘记了，我们家那片小小的、看似平静的舞台上，也正在酝酿着一场，无人观看的、更深刻的风暴。
　　妈妈依旧清闲。那种被架空的、无所事事的日子，像一层厚厚的、不透气的青苔，慢慢地，爬满了我们家所有的时间缝隙。她不再像一开始那样，用疯狂的家务来对抗空虚。她似乎……习惯了。
　　在那片属于外部世界的、喧嚣的背景音之下，我们家的生活，陷入了一种极其古怪的、充满了矛盾的新常态。
　　妈妈嘴上，再也没有提过吕叔叔。他的名字，连同那本厚厚的《复活》，都像被施了某种沉默的咒语，从我们家的日常对话里，彻底消失了。她对我，甚至比以前管得更严。她会仔细地检查我的每一份作业，会因为我一个字写得潦草而让我重写半页。
　　我们家的晚饭时间，开始悄悄地，向后推迟了半个小时。从五点半，变成了六点。
　　起初我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我饿得厉害，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还不做饭。
　　她正坐在窗边，心不在焉地翻着一本杂志，听到我的话，头也不抬地说：「等天黑透了再做，凉快。」
　　我知道，她在撒谎。
　　因为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正好能看到税务局大院的门口。而每天傍晚六点钟左右，那辆黑色的、四个圈圈的奥迪车，都会准时地，从那扇大铁门里，缓缓地驶出来。妈妈并不是在等天黑，她是在等那辆车。她想知道，他今天，有没有加班。
　　她从不承认。如果那天奥迪车准时出来了，她就会立刻站起身，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走进厨房，叮叮当当地开始做饭，心情似乎也会好一些。如果那辆车迟迟没有出现，她脸上的那层冰霜，就会结得更厚，那晚的饭菜，也总是会咸得发苦。
　　我们家的电视机，在那年秋天的一场雷阵雨后，彻底坏掉了。屏幕上，只剩下一片永恒的、沙沙作响的雪花。舅舅程伟来看过一次，拆开后盖，鼓捣了半天，最后摇着头宣布，是里面的显像管烧了，没得修了。
　　妈妈于是开始有了新的习惯。她会在晚饭后，带着我，去家属院外面那条新修的、沿着护城河的滨江路上散步。那条路是县里最新的形象工程，路灯很亮，路面很宽，是县城里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在晚饭后最喜欢聚集的地方。我常常能看到我们学校的校长，或者县医院的院长，腆着肚子和他们的夫人们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走着。妈妈很讨厌那个地方，以前总说那里的人太吵、太爱显摆，但那段时间，她却一反常态地，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带着我去那里走上两圈。
　　她会给我买一根棉花糖。她自己什么也不要，只是拉着我的手，在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慢慢地走着。她的步子很慢，眼睛也不像是在看风景，目光总是在那些同样在散步的人群中，来回地、不着痕迹地扫视着。我知道她在找谁。
　　我们走了很多天，都没有遇到。直到有一次，我们真的，「偶遇」了。
　　那天晚上，我们正走着，我看到前面不远处一个熟悉的高大背影，正站在河边的护栏旁，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留着大背头的男人在说着什么。是吕叔叔。我看到妈妈的脚步瞬间就慢了下来，她的手心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冰冷的汗，连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她假装在看旁边花坛里的月季花，身体却不由自主地，朝着那个方向一点一点地挪了过去。
　　就在我们离他们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吕叔叔似乎是谈完了事情。他和大背头男人握了握手，然后转过身，正好和我们打了个照面。
　　四目相对，空气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
　　我看到吕叔叔的脸上先是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随即就恢复了那种我熟悉的、温和而又带着距离感的笑容。他主动地朝着我们走了过来。「程蕾同志，」他点了点头，语气是那种纯粹的、领导对下属的客气，「带孩子散步啊？」
　　「……是，是啊，吕局长。」妈妈的声音有些发紧，脸上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您……您也来散步？」
　　「嗯，跟招商局的刘局长，随便聊聊工作。」他轻描淡写地说，然后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笑着摸了摸我的头，「晨晨又长高了啊。最近学习怎么样？那本《复活》，看完了没有？」
　　他记得那本书。我看到妈妈在听到这句话时，那双一直努力维持着平静的眼睛里，瞬间就涌上了一层水汽。她死死地咬着自己的嘴唇，才没让那层水汽凝结成泪珠。
　　「还在……还在看。」她替我回答道，声音嘶哑。
　　「嗯，好书，要慢慢读。」吕叔叔点了点头，然后就像对待任何一个普通的下属一样，又客气地对妈妈说，「行，那你们继续逛吧，我先回去了。」他说完，就真的转身，迈开步子，朝着另一个方向不紧不慢地走了，没有多说一句话，也没有再回头看一眼。
　　他就那么走了，留下妈妈一个人僵在原地，像一尊被瞬间抽空了灵魂的、冰冷的雕像。
　　我看到，她看着那个渐行渐远的、决绝的背影，那双刚刚涌起水汽的眼睛里，所有的光都一点一点地、彻底地熄灭了。她只是牵着我，转过身，默默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她的背影，在那条灯火通明的、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滨江路上被拉得很长，很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妈妈那所有口是心非的矜持，所有煞费苦心的偶遇，在那句客气而又疏远的「程蕾同志」面前，都显得那么的苍白，那么的可笑。
　　她输了。在这场无声的、关于谁先低头的战争里，她输得一败涂地。

(9)
　　那个冬天，我们县城的大街小巷，一夜之间，冒出了很多穿着红色马甲、推着崭新自行车的年轻人。他们的自行车后座上，都绑着一个印着中国邮政字样和一只绿色大雁的、方方正正的绿色铁皮箱子。
　　他们是新出现的邮递员，送的却不是信，而是一种名叫特快专递的东西，据说，能把一份文件，在一天之内，从省城送到我们这个小县城。
　　我们家属院里的人，都觉得这东西又贵又没用，有那个钱，打个长途电话不就什么都说清楚了？
　　但很快，我就发现，我们家成了这栋楼里，唯一一个，会收到这种绿色铁皮箱子光顾的住户。
　　滨江路那次惨败的偶遇之后，妈妈像一个被戳破了所有幻想的气球，迅速地、无可挽回地，干瘪了下去。她不再去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散步，也不再刻意地推迟晚饭的时间。她似乎彻底放弃了所有徒劳的、想要「抓住」什么的努力。
　　她迷上了十字绣。她没有选择那些寓意着家和万事兴的牡丹，而是从一本不知从哪儿来的、很高级的杂志上，描摹下了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案——一个穿着芭蕾舞裙的、孤单的女孩，正踮着脚尖，在悬崖边上，迎着月光，独自旋转。
　　那幅十字绣成了她新的战场。她把她所有无处安放的时间、精力，和那些无法言说的、翻涌的情绪，都一针一线地，倾注了进去。她的手常常被细密的针尖扎出细小的血珠。她只是看一眼，然后把血珠吮掉，继续面无表情地绣着。
　　而就在她几乎快要把自己，也绣成画里那个孤单的舞女时，那个穿着红色马甲的年轻人，第一次，敲响了我们家的门。
　　他送来一个厚厚的、印着特快专递字样的文件袋。收件人，是妈妈的名字。
　　我看到妈妈在签收时，那双因为长期捏针而指尖有些发红的、漂亮的手，在微微地颤抖。
　　她关上门，背靠着门板，站了很久，才慢慢地拆开了那个文件袋。
　　里面，不是我想象中的什么信件或礼物，而是一叠厚厚的、关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最新的文件汇编和政策解读。文件的首页，夹着一张小小的、打印的便笺，上面只有一行很公式化的话：
　　「程蕾同志：此乃省局最新下发材料，关系到我县年底税收任务能否完成的重点工作，望认真研读，并于下周三前，提交一份学习心得及工作建议。——吕茂军」
　　我看不懂这短短几行字背后的深意。
　　我只看到，妈妈看着那张便笺，看着那个熟悉的、苍劲有力的签名，那双死水般平静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正在缓慢地、一点一点地重新亮起来。
　　那不是喜悦，也不是激动。
　　那是一种……一个快要溺死的人，被重新允许浮上水面呼吸时，那种劫后余生般的、巨大的、无法言说的复杂情绪。
　　她没有说话。她只是把那张小小的便笺，仔仔细细地，从文件上撕下来，然后，把它夹进了那本厚厚的《复活》里，夹在了她看过无数遍的、玛丝洛娃获得救赎的那一页。
　　从那天起，特快专递成了我们家新的访客。每隔几天，那个穿着红色马甲的年轻人，就会送来一个新的、厚厚的文件袋。妈妈的生活，重新被工作填满了。
　　她又变回了那个我熟悉的、在灯下奋笔疾书的、一丝不苟的税务干部。
　　而我，则在那段看似恢复了平静的日子里，迎来了我童年中，最快乐，也最「富有」的一段时光。
　　这都要归功于一种从广州传过来的、名叫四驱车的玩具。
　　那是一种需要自己动手组装的、带着马达和电池的、可以跑得飞快的塑料赛车。一夜之间，它就取代了玻璃弹珠和拍画片，成了我们学校所有男生之间唯一的硬通货。
　　拥有一个龙头凤尾的底盘，或者一颗猎豹马达，远比期末考试考了双百，更能赢得同学的尊敬。我们学校门口那家小小的文具店，也紧急地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搭起了一条塑料的、高低起伏的专业跑道。每天放学，那里都围满了男生，空气中充满了马达刺耳的「嗡嗡」声，和塑料车壳碰撞的「啪啪」声。
　　林海峰，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全校最豪华的车队。他的车，都是他爸爸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田宫原装正品，光一个车壳，就比我们买一整辆奥迪双钻还要贵。他的工具箱里，塞满了各种我们闻所未闻的秘密武器——镀金的导电片、滚珠轴承、甚至还有一小瓶专门给马达降温的、带着奇怪香味的神仙油。
　　他看不起我们这些玩着盗版车、用着最廉价零件的土鳖，而我们，也满足于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享受着那种纯粹的、关于创造和竞赛的快乐。他像一个孤僻的、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技术大师。他会一个人，在跑道边上，蹲上一整个下午，反复地，调试着他赛车上某个齿轮的咬合度。他看我们的眼神，不再是轻蔑，而是一种更纯粹的、属于工程师的、不屑一顾——他觉得我们这些只会把零件随便装起来的菜鸟，根本不配和他讨论技术。
　　而我，也拥有了我人生中第一辆属于自己的四驱车。
　　那是我用整个暑假，帮邻居王阿姨跑腿买菜，换来的零花钱，买的一辆最便宜的冲锋战神盗版车。
　　我花了一整夜的时间，照着说明书，笨拙地，把那几十个细小的零件，一点一点地，拼装了起来。当我把电池装上，按下开关，看到那四个小小的轮子，在我的手心里疯狂地转动起来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的喜悦，充满了我的内心。
　　那辆蓝色的、粗糙的、甚至连贴纸都贴歪了的塑料赛车，成了我那段时间里最好的朋友。
　　而曾文静，则成了我唯一的「后勤部长」。她对这种打打闹闹的男生游戏毫无兴趣。但她会在我因为一个零件装反了而急得满头大汗时，用她那双比我灵巧得多的手，帮我把它撬下来。她也会在我因为又输给了别人而垂头丧气时，递给我一块糖。
　　她说：「输了就输了嘛，不就是个玩具吗？你上次语文考试，作文不还是全班第一？这不就够了？」
　　那段时间，阳光很好。我们三个人，以一种奇特的、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共享着那个小小的、被跑道和蝉鸣声充满了的校门口。林海峰在他的世界里，追求着极致的速度。而我和曾文静，则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分享着朴素的、笨拙的快乐。
　　我几乎都快要以为，生活，就会在马达的嗡嗡声和奶糖的甜味里，一直这样，平淡而又快乐地继续下去了。
　　但生活，终究不是一条可以无限延伸的、平坦的四驱车跑道，这份脆弱的平衡，是被一张贴在学校门口文具店墙上的、红色的海报打破的。
　　海报是用最醒目的红色纸张打印的，上面写着「飞驰杯全县青少年四驱车公开赛」。主办方是我们县的工人文化宫。比赛的奖品，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冠军，可以得到一辆最新款的、原装进口的田宫旋风冲锋，还有整整一套的改装升级零件。
　　那辆旋风冲锋，就像一个传说。它的底盘是透明的，可以看到里面精密复杂的结构，它的车壳，带着一种充满未来感的、漂亮的流线型。据说，它什么都不用改，就能轻松跑赢我们这些改装得乱七八糟的盗版车。
　　那张红色的比赛海报，像一颗烧得发红的石子，落进了我们校门口那潭平静的水里。我也没能免俗。我把那辆蓝色的冲锋战神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每一个齿轮都用妈妈的缝纫机油润滑过，每一个触点的铜片都被我用橡皮擦得锃亮。可我知道，这都是徒劳。它那颗虚弱的、不知名姓的马达，决定了它永远也跑不过那些装备了猎豹或者雷虎的赛车。
　　我需要三十块钱。这个数字，我是在心里，用铅笔，一笔一划地，悄悄算出来的。一颗猎豹马达，十八块。一套最便宜的、带轴承的塑料导轮，十二块。
　　那天晚上，妈妈的心情看起来很好。她没有看那些文件，也没有绣那幅十字绣。她只是坐在桌边，就着灯光，仔仔细细地，清洗着她换下来的丝袜。她最近穿得最多的，是那种浅灰色的，带着细密竖条纹的款式。我听见她说，这种袜子不显脏，也比肉色的结实。
　　她把袜子放在专用的搪瓷脸盆里，倒上一点点洗衣粉，用她那双漂亮的手，轻轻地、反复地揉搓。白色的泡沫，顺着她洁白的手腕，缓缓地往上爬。那动作，不像在洗一件脏东西，更像是在保养一件珍贵的、易碎的艺术品。
　　洗完后，她把袜子晾在卫生间里那根专门牵出来的细铁丝上。就在她转身的时候，她「呀」了一声。
　　我凑过去看。原来是其中一只袜子的脚踝处，不小心被她自己的指甲，勾出了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细细的银丝。那道银丝，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道小小的、精致的伤口。
　　我以为她会像以前那样，叹一口气，然后把它收起来，等有空的时候，用针线，小心地把它缝补好。
　　但她没有。
　　她只是拿着那只勾破了的袜子，在灯下，端详了很久。她的眉头，微微地蹙着，像是在做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一种奢侈的烦恼。
　　过了一会儿，她从挂在墙上的那个竹编的针线笸箩里，拿出了针和线。
　　她没有去拿那些五颜六色的、用来补衣服的棉线。她从笸箩的最底层，翻出了一个小小的、缠在白纸板上的线圈。那上面的线，是透明的，比头发丝还要细，在灯光下，几乎看不见。妈妈说，这叫尼龙线，是她以前在纺织厂工作的同事送给她的，专门用来补这种最娇贵的袜子。
　　她戴上那枚黄铜顶针，就着灯光，开始缝补那道小小的、银色的伤口。
　　她的动作，比绣那幅悬崖边的芭蕾舞女，还要专注，还要小心翼翼。那根细细的针尖，在她白皙的、骨节分明的手指间，上下翻飞。她的呼吸，都放得很轻，仿佛生怕一口气，就会把那根脆弱的尼龙线给吹断。
　　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那个瘦削的、微微弓起的背影。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墙上那只老旧的石英钟，在发出「嘀嗒、嘀嗒」的、不知疲倦的声响。
　　那一刻，我心里那个关于马达的、吵闹了很久的念头，就那么突然地安静了下来。
　　我忽然觉得，我那辆蓝色赛车所渴望的、那三十块钱的轰鸣，在妈妈此刻，指尖上这根安静的、几乎看不见的尼龙线面前，显得那么的喧嚣，那么的……不懂事。

(10)
　　我第一次走进「冲浪E族」，说起来，还跟曾文静的爸爸有点关系。
　　那是个星期三的下午，学校组织作文竞赛，曾老师是评委。为了让我们写好《我的家乡》，他布置了一个作业，让我们去县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查查县志。我们县的图书馆，一共就两台能上网的电脑，慢得像两个快要断气的老头。我排了半天队，轮到我时，那台机器却怎么也连不上网了。
　　我们班的李凯当时也在，他碰了碰我的胳膊，说，去网吧查，快得很。他还说，他请客，就当以后作文借他抄抄。我心里想着，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于是就跟着他，第一次走进了那个挂着霓虹灯招牌的门洞。
　　网吧里的空气，和我之前闻过的所有味道都不同。那是一种混杂了很多人汗味、烟味和泡面味的、闷热而又浑浊的气味。键盘的「噼啪」声和鼠标的点击声，汇成一片密集的、永不停歇的雨。我很快就查到了我想要的资料，密密麻麻地抄了半个本子。可李凯却早已沉浸在刀光剑影之中，嘴里还念念有词。我不好意思催他，就在那个昏暗的、只听得见鼠标和键盘声的世界里，等着。
　　等得久了，我就有些尿急，想去上个厕所。
　　我看到网吧最里面的厕所门口，围着好几个我不认识的高年级男生。他们没有进去，而是鬼鬼祟祟地，把耳朵贴在厕所那面又湿又滑的瓷砖墙上，一个个脸上都带着一种我看不懂的、神秘的笑容。
　　我学着他们的样子，走过去，也把耳朵轻轻地贴在了那面冰冷的、沾着水汽和污垢的瓷砖墙上。
　　墙体很厚实，冰凉的触感，顺着我的耳廓，一直传到心里。墙那边的声音，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花，又像是从一台信号不好的老旧收音机里传出来的。
　　起初，我只听到一种很沉闷的、很有节奏的「砰、砰」声。那声音不响，但很有力，像我们家属院里的王木匠，在用一把大木槌，一下一下地，敲打着一根泡过水的木头。每一次撞击，都带着一种沉闷的回响。那声音很有规律，隔一会儿，就响一下，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巨大的心脏，在墙的另一边，缓慢而固执地跳动着。
　　就在这单调的「砰砰」声之间，夹杂着一些更细微、更奇怪的声音。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一开始以为她在哭。那声音很细，带着一点点鼻音，像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但仔细听，又觉得不对。我见过妈妈哭，见过邻居王阿姨因为丢了钱而哭，她们的哭声，都带着一种实实在在的、能拧出水来的悲伤。可墙那边那个女人的哭声，却很飘忽，很短促，像是被人捏着嗓子，硬挤出来的。她哭一下，就会停顿一下，然后发出一声长长的、像是叹气，又像是打哈欠一样的、拖得很长的「嗯……」声。
　　更奇怪的是，她那断断续续的哭声里，还夹杂着笑。
　　那也不是我们平时听到的那种开心的笑。那笑声，是从她的喉咙深处，被什么东西给逼出来的，又尖又细，像我们家那只老猫，被人不小心踩到了尾巴时，发出的那种又惊又怒的叫声。她「咯咯」地笑几声，笑声就会突然断掉，变成一种压抑的、小声的呜咽。
　　哭声，笑声，叹气声，还有那种沉闷的、永不停歇的撞击声，就这么混杂在一起。我听不懂那代表着什么，但我能感觉到，那声音里，有一种东西，让我的脸颊发烫，心跳也莫名其妙地快了起来。那声音，不像我们这个世界里任何一种我熟悉的声音。它像是一种秘密的、只在夜晚和暗处才会发生的、属于成年人的语言。
　　就在我准备把耳朵挪开的时候，旁边那个留着小胡子的、高年级的男生，仿佛看穿了我的茫然，他转过头，对我挤了挤眼睛，脸上带着一种传授秘籍般的、油滑的笑容。
　　「小子，」他压低声音，那声音，和他脸上的胡子一样，带着一种故作成熟的粗糙，「听傻了吧？这叫」叫床「。墙那边，有个男的，在」干「一个女的呢。」
　　他把「叫床」和「干」这两个字，说得又快又含糊，但那语气里的得意和炫耀，却像一把油腻腻的刷子，瞬间就把我刚才那种朦胧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给刷上了一层肮脏的、具体的颜色。
　　另一个满脸青春痘的男生，也跟着嘿嘿地笑了起来，他用胳膊肘捣了捣那个小胡子男生，说：「行了，别跟这小屁孩说这些。你看他那傻样，懂个屁。」
　　他们的对话，像两只苍蝇，在我耳边「嗡嗡」作响。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每一个字的确切含义，但我能从他们那不怀好意的、混杂着轻蔑和兴奋的眼神里，感觉到，那是一种很不好的、关于男女之间，最肮脏、最见不得光的事情。
　　我像被什么东西烫到了一样，又像是生怕被他们那种油腻的、不怀好意的目光给沾染上，猛地把耳朵从墙上挪开。我的脸颊滚烫，心跳得像胸口揣了一只扑腾的麻雀。李凯还在全神贯注地跟屏幕里的一个红名道士死磕，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异常。我重新坐回那个黏糊糊的皮椅子上，却再也无法像刚才那样安然地等待了。
　　墙那边那些断断续续的、奇怪的声音，和那几个高年级男生脸上猥琐的笑容，在我脑子里搅成了一锅黏稠的、烧开了的粥。我越是想把它甩掉，那声音就越是清晰，像有无数只小虫子，顺着我的耳道，爬进了我的脑子里。
　　我突然就想起了我们家属院里，那只叫咪咪的老猫。
　　咪咪是只母猫，去年春天的时候，不知道被哪只野猫给搞大了肚子。它怀孕的时候，我们家属院里的孩子，都喜欢去逗它，给它喂吃的。可等到它快要生的时候，它就自己悄悄地躲进了我们那栋楼楼顶一个废弃的、堆满了杂物的角落里，谁也不让靠近。
　　有一次，我壮着胆子，偷偷爬上去看。我看到它躺在一堆破旧的棉絮中间，浑身都在发抖，嘴里发出着和刚才墙那边那个女人很像的、又像哭又像呻吟的、痛苦的声音。它的身体，一下一下地抽搐着，像是在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对抗着某种巨大的、看不见的疼痛。
　　那时候我还小，被那场面吓坏了，哭着跑回了家。妈妈告诉我，说咪咪这是在生小猫，每一个妈妈，都会经历这样的疼痛。
　　可墙那边那个女人的声音，虽然也带着痛苦，却又和我记忆中咪咪的声音完全不同。那声音里，少了一种属于母亲的、神圣的挣扎，却多了一种我无法形容的、轻浮的、不情不愿的……迎合。
　　我越想，就越觉得浑身不自在。
　　天色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完全黑了。网吧里那股混浊的空气，让我感到一阵阵的恶心和眩晕。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推了推还在奋战的李凯，说我想先回去了。
　　我和李凯走出网吧时，一股清冷的风吹过来，我那颗狂跳的心，才稍微平静了一些。我看到，「冲浪E族」隔壁那家名叫悦来旅馆的、招牌已经掉了漆的破旧小旅馆门口，静静地停着一辆车。
　　那是一辆黑色的、崭新的奥迪。车头那四个圈圈，在昏暗的路灯下，泛着一层冷冷的、金属的光。我认得这辆车。
　　我的脚步，一下子就黏在了地上。
　　我对李凯说我肚子疼，让他先走。然后，我一个人，躲在路边一棵巨大的黄桷树的阴影里，死死地盯着那扇挂着肮脏棉布帘子的旅馆大门。
　　我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就在我的腿已经站得麻木、心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是我想多了的时候，那扇门帘被掀开了。
　　走出来的，是吕叔叔。他还是穿着那件熨帖的白衬衫，只是领口解开了一颗扣子，平日里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也有些微微的凌乱。
　　紧跟着他走出来的，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女人。她很年轻，也很白，烫着一头时髦的、大波浪的卷发，嘴唇涂得像刚喝完血一样红。她走路的姿势，也怪怪的，像是没站稳，一只手，很自然地，就搭在了吕叔叔的胳膊上。
　　我看到，吕叔叔并没有推开她。他只是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了平日里那种温和的、长辈般的慈爱。他扶着那个女人，走到了奥迪车旁，为她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我看着他们，没有感到愤怒，也没有感到解脱。我只是觉得，我好像不小心，看到了一个不该属于我的、成年人的秘密。这个秘密，像一颗又冷又硬的石子，掉进了我的肚子里，沉甸甸的，让我有点喘不过气。
　　我怀着这种沉甸甸的感觉，往家的方向走去。路上，我一直在想，该怎么跟妈妈解释我晚归的原因。
　　可当我推开家门时，我发现，我什么也不用解释了。
　　妈妈就坐在客厅那张掉了漆的方桌旁，没有开灯，只有厨房里透出来的、一点点微弱的光，照在她身上。她面前，摆着我那本摊开的、写满了县志资料的笔记本。
　　「你去哪儿了？」她的声音，很平静，但平静得，像暴风雨来临前，那片死寂的海。
　　「我……我去图书馆查资料了……」我的心一下子就虚了，那个准备好的谎言，说得磕磕巴巴。
　　「是吗？」她冷笑了一声，站起身，从我身后，把门关上。然后，她走到我面前，我闻到了一股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冰冷的、陌生的怒气。「你们班主任，刚才亲自打电话到家里来了。他说，今天下午，有好几个家长都跟他告状，说在」冲浪E族「门口看到我们班的学生了。他还特意问，你有没有按时回家。」
　　我的脑子里，「轰」的一声，一片空白。
　　「何晨，」她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那是我记事以来，她第一次这么严肃地喊我，「你跟我说实话，你今天，到底去了哪里？」
　　我看着她那双因为愤怒而显得格外明亮的眼睛，我所有的谎言，都堵在了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只能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好，很好。」她点了点头，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她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极其失望的、冰冷的声音说：
　　「你太让我失望了。」
　　她说完，就转过身，走进了那道挂着小鸭子图案的、半旧的塑料帘子后面。
　　里面，传来了哗哗的水声。
　　我一个人，站在那间昏暗的、冰冷的客厅里，像一个被全世界抛弃了的罪人。我心里那个刚刚发现的、能证明妈妈「清白」的秘密，此刻，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连一个字，都无法为自己辩解。
　　卫生间里哗哗的水声，像一场下在我心里的、永不停歇的秋雨。
　　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直到腿脚都有些麻木了，那水声才停了下来。妈妈从那道挂着小鸭子图案的帘子后面走了出来。她已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旧家居服，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脸上，又恢复了那种我熟悉的、不带任何表情的平静。仿佛刚才那场短暂的、冰冷的暴风雨，从未发生过。
　　她没有再看我一眼，径直走到厨房，打开米缸，开始淘米做饭。
　　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地，在寂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挪动着僵硬的步子，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小书桌前，坐下，拿出作业本。可我的眼睛，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只是直愣愣地，盯着面前那片斑驳的、掉了漆的白墙。
　　那天晚上的饭，是我记事以来，吃过的最沉默的一顿饭。饭桌上，只有我们俩咀嚼食物的、细微的声音，和窗外叶子被秋风吹过的「沙沙」声。妈妈给我夹了一筷子青菜，她的手，很稳，就像平日里，用那把白色陶瓷刀切土豆丝时一样稳。
　　这种沉默，比任何一顿打骂，都更让我感到窒息。
　　第二天，是星期四。我一整天在学校里，都魂不守舍。曾文静问我怎么了，我也只是摇了摇头。
　　放学后，我没有直接回家。我像一只被主人赶出了家门的、无处可去的流浪狗，在县城那几条熟悉的、铺着青石板的老街上，漫无目的地，来回地走着。
　　我走过那家总是散发著陈旧药材气味的老药铺，门前的石阶都被踩得光滑圆润。我又走过那家南货店，一排排油亮的腊鸭和暗红色的香肠，像一队队沉默的士兵，挂在屋檐下，散发著一股咸香又厚重的味道。我沿着这条铺着青石板的老街，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我们县城唯一的那家电影院门口。
　　电影院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巨大的、已经被风雨侵蚀得微微泛黄的电影海报。海报的颜色有些失真，上面，一个穿着朴素旧毛衣、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年轻女孩，正紧紧地抱着一个比她还小的男孩，她的眼睛很大，像两颗被雨水洗过的黑葡萄，那眼神里，没有海报上常见的、那种属于明星的、亮晶晶的光，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一种像是要把怀里那个小小的瘦弱的身体，揉进自己骨头里的、又悲伤又坚决的东西。海报的顶上，印着几个字——《我的兄弟姐妹》。
　　我站在那张巨大的海报前，看着海报上的梁咏琪，突然就想起了妈妈。
　　我想起她在我更小一些的时候，也曾带我来看过电影。那时的她，还没有这么忙，也没有这么沉默。她会给我买一包五香瓜子，叮嘱我把壳都吐在报纸上。
　　在电影放到最伤感、所有大人都在偷偷抹眼泪的时候，她会伸出那双总是很温暖的手，轻轻地捂住我的眼睛，然后在我耳边，用一种很小很小的、像在说悄悄话一样的声音，告诉我：「别怕，晨晨，后来他们又在一起了。」
　　我正对着那张巨大的海报发呆，肩膀就被人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
　　我一回头，看到了舅舅程伟那张放大了的、堆满了讨好笑容的脸。他今天穿了一件崭新的、明显不太合身的蓝色夹克，头发上，还抹了半瓶摩丝，油光锃亮，像一只刚刚偷吃了油的老鼠。
　　「晨晨！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发呆？」他不由分说地，就揽住了我的肩膀，「走走走，正好，舅舅带你去看电影！就看这个，听说可感人了，正适合咱们这种有文化的人看。」
　　我被他半推半就地，拉进了那间散发著一股陈旧的、混杂着霉味和消毒水味的放映厅。
　　舅舅买了两张票，又奢侈地，买了一大桶爆米花。电影开始了，放映厅里很黑，只有银幕上反射过来的、跳跃的光，照在我们脸上。我没什么心思看电影，满脑子都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电影的情节，我没怎么看进去。我只记得，里面那个当大哥的，为了给弟弟妹妹凑学费，跑去工地上背水泥。还有一个场景，是那个叫齐思甜的姐姐，在舞台上，穿着一身白色的裙子，像个天使一样，唱着一首很好听的歌。
　　我旁边的舅舅，却看得比谁都认真。
　　一开始，他还抓着爆米花，吃得「咔嚓咔嚓」响。可看着看着，那声音就没了。在放到那个大哥因为打架被抓进派出所时，我听到身边传来一阵压抑的、小声的抽泣声。
　　我扭头看去，在银幕那微弱的反光里，我看到舅舅，那个平日里总是油腔滑调、游手好闲的舅舅，正用他那件崭新的、蓝色夹克的袖子，偷偷地、用力地抹着眼泪。
　　他的肩膀，一抽一抽的，哭得像个孩子。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对他生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第一次发现，在他那副总是嬉皮笑脸的、不着调的面具下面，原来也藏着一些柔软的东西。
　　电影终于演完了，放映厅里的灯亮了起来。舅舅的眼睛，又红又肿，像两颗熟透了的桃子。他有些不好意思，清了清嗓子，故作轻松地对我说：「妈的，这电影……拍得还真不错，就是有点费眼泪。」
　　我们走出电影院时，天已经快黑了。夕阳把天边烧成了一片橘红色。
　　舅舅没有像往常一样，急着要去棋牌室，而是带着我，在路边的一个小馄饨摊上，坐了下来。
　　他给我要了一碗大份的，他自己，则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瓶小小的、扁扁的二锅头，自顾自地，喝了起来。
　　馄饨的热气，在我们俩之间，蒸腾起一片白色的、模糊的雾。
　　「晨晨，」他喝了两口酒，脸颊有些发红，突然没头没尾地，开口了，「你妈她……不容易。」
　　我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用勺子，搅动着碗里的馄饨。
　　「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他又喝了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自嘲般的苦涩，「觉得我没本事，就知道瞎混。可我……我也有我自己的难处。」
　　他看着远处那片即将被夜色吞没的、橘红色的天空，眼神有些飘忽。「你外公生病那次，我掏不出来钱，我不是不想掏，我是真没有。我那时候就对自己说，程伟啊程伟，你他妈就是个废物。你姐一个女人家，在城里，撑着那么大一个家，你呢？」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因为常年打牌而指节有些粗大的手，沉默了很久。
　　「那天，你妈一个人，从乡下那些亲戚家借钱回来。她没哭，也没骂我。她就把那些借来的、带着鸡屎味儿的毛票，一张一张地，铺在桌上，用字典压平。
　　我当时就站在旁边，看着她那个背影，我心里……」他顿住了，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似乎在努力地，把某种情绪给咽下去。
　　「我心里就想，以后，我再也不能让她这么累了。」
　　他说完，就拿起那瓶二锅头，仰起脖子，把剩下的小半瓶酒，一饮而尽。辛辣的酒气，让他剧烈地咳嗽了起来，眼泪都咳了出来。
　　我默默地，把面前那碗还冒着热气的馄饨，往他那边，推了推。
　　他没有吃。他只是用那双通红的眼睛，看着我，用一种极其认真的、甚至带着一丝郑重的语气，对我说：
　　「晨晨，你听舅舅说。」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拿起那瓶已经空了的二锅头，在手里掂了掂，又放回桌上。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平日里的嬉皮笑脸，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成年人特有的疲惫和清醒。
　　「你妈这个人……她就像咱们小时候玩的那种风筝。」他说，声音很低，像怕被邻桌的人听见，「她自己呢，是那个纸糊的、画得很漂亮的鸢儿，老想着往天上飞，飞得越高越好，让所有人都看着，都夸她漂亮。」
　　他顿了顿，用筷子尖，蘸了点碗里剩下的馄饨汤，在油腻腻的桌子上，画了一条歪歪扭扭的线。
　　「以前啊，你外公还健康的时候，那根拽着风筝的线，是攥在她自己手里的。她想飞多高，飞多远，她自己说了算。风大了，她知道收一收线；没风了，她也懂得落下来，不丢人。」
　　「可现在……」他看着桌上那道很快就渗进油污里、不见了的水痕，摇了摇头，「现在这根线，不在她手里了。线那头，攥在别人手里。攥在那个……开小轿车的局长手里。」
　　我的心，猛地一沉。
　　「人家想让你飞，你就得飞。人家松一松线，你就觉得天都宽了，海阔天空了。人家要是觉得你飞得有点野了，或者看腻了，他只要把手里的线，那么轻轻一拽……」他做了一个收紧拳头的动作，眼神变得异常锐利，「那风筝，不管在天上飞得有多风光，还不是得乖乖地、一头栽下来？」
　　「栽下来，还不能抱怨。因为人家会跟你说，我这是怕你飞丢了，是为了你好。」
　　舅舅的那番话，我其实听得不太明白。
　　什么风筝，什么线，什么栽下来……这些词，像我们家那台老旧的莺歌收音机，在天气不好时，从喇叭里传出来的、混杂着「刺啦」声的、含糊不清的句子。我没能抓住它的全部意思，但那调子里的悲凉，却像一根潮湿的、冰冷的绳子，悄悄地勒住了我的脖子。
　　我低下头，假装很认真地，在挑碗里那些已经泡得发白了的馄饨皮。我用勺子，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捞起来，再放下去，捞起来，再放下去。馄饨汤已经不怎么热了，一圈浑浊的油花，像一张皱巴巴的地图，浮在碗面上。我看到我自己的脸，就在那圈油花里，晃晃悠悠的，五官都挤在了一起，像一个快要哭出来的、可笑的小丑。
　　「你妈她……她心里，是敬着那个人，怕着那个人，也……也指望着那个人。」舅舅的声音，几乎低到了尘埃里，带着一种难以启齿的苦涩，「她觉得，只要自己这个风筝，飞得够漂亮，够听话，没准哪天，那个放风筝的人，就把她当个宝，领回家去了……」
　　他没有再往下说，只是端起那碗我已经推给他的、半凉的馄饨，大口大口地，连汤带水地喝了下去，像是在吞咽着什么说不出口的苦水。
　　喝完后，他用那件新夹克的袖子，重重地抹了抹嘴。
　　「晨晨，舅舅跟你说这些，不是让你去恨谁，也不是让你去跟你妈嚼舌根。
　　你还小，这些事，你掺和不起。」他看着我，那双因为喝酒和流泪而通红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也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清醒的无奈。
　　「我就是想让你明白，你妈她……她现在是那个在天上飞着的人，她看不见自己有多危险。你呢，是那个在地上跑的，你离得近，看得清。」
　　「以后，多陪陪她。她要是哪天，又想往那云彩里钻，你就……你就拉拉她的衣角。她要是哪天，被风刮得找不着北了，你就……你就站在原地，让她能看见，家在哪儿。」
　　他说完，就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扔在桌上，沙哑着嗓子说：
　　「走吧，回家。」

(11)
　　2002年开春，雨水特别多。我们家属院那栋苏式红砖楼，被连绵的雨水冲刷得露出了更陈旧的底色，墙缝里，甚至长出了一层薄薄的、暗绿色的青苔。院子里那几棵被砍掉了的香樟树的树桩上，也冒出了几点固执的新芽。我常常在窗前，看着那些新芽发呆。我觉得，它们长得真慢，慢得好像一整个春天过去，它们也只是比刚冒出来时，大了那么一小圈而已。
　　我们学校门口，那家总是散发着油墨和廉价零食味道的文具店，在那年春天，突然就不卖四驱车了。老板把那条落满了灰尘的塑料跑道拆掉，换上了一排排崭新的玻璃柜台。柜台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我叫不出名字的明星贴纸和照片。据说，最火的，是一个叫F4的组合，是四个留着长头发的男人。我们班上的女生，都疯了似的，用自己的零花钱去买他们的贴纸，贴满自己的铅笔盒和笔记本。
　　曾文静没有买。她只是偶尔会把她爸爸从市里带回来的、一本名叫《萌芽》的杂志，借给我看。那杂志的纸张很光滑，上面印着很多比我们课本上的文章，要难懂得多，也好看得多的故事。有一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叫《幻城》，里面有很高很高、终年积雪的雪山，还有一种会唱歌的、名叫霰雪鸟的鸟。
　　我就是在看那个故事的时候，第一次，开始了我那笨拙的、也是我当时唯一能想到的反抗。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天气很好，太阳暖洋洋的，照在人身上，很舒服。妈妈说她要去单位加个班，整理一些紧急的报表，晚饭前回来。她走后，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屋子，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没有看书，也没有写作业。我把家里那台十四寸的彩电打开，里面正在重播前一天的甲A联赛，上海申花对大连实德。解说员的声音像一只苍蝇，在屋子里“嗡嗡”作响。我看着屏幕上，那些穿着蓝色和白色队服的小人，在草地上跑来跑去，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把电视关了。
　　我走到窗前，看着楼下。王阿姨家的那只大黄狗，正趴在院子中央的水泥地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邮递员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从院子门口经过，清脆的车铃声响了两下，又远去了。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一阵汽车引擎的、低沉的轰鸣声。我从窗户的缝隙里，悄悄地往下看。我看到那辆黑色的、四个圈圈的奥迪，像一只巨大的、沉默的黑色甲虫，缓缓地，从我们家属院门口那条路上开了过去。
　　我穿上鞋，走出了家门。我们家的门锁，最近有些不好用，关门的时候，总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听到那声沉闷的“咔哒”声。我怕那声音太大，就没走门。
　　我走到厨房，搬过那张总是摇摇晃晃的、用来够东西的小板凳，踩了上去。我们家那个朝北的小阳台，其实算不上阳台，只是在窗户外面用水泥砌出来的一小块平台。我推开窗户，一股带着泥土和青草味的、潮湿的风吹了进来。
　　先是一条腿迈了出去，踩在坚实的平台上，然后，整个身子，才慢慢地从那扇窄小的窗户里钻了出来。楼下，是王阿姨家开垦出来的一小块菜地，种着几垄青菜和葱。地里的土，被前几天的雨水浇得又松又软。我抱着阳台的栏杆，找好一个落脚点，松开手，轻轻地一跳，脚底便传来一阵柔软的、陷进去的感觉，鞋边上，沾上了一点新鲜的、黑色的泥土。
　　我绕开家属院的正门，从一片倒塌的、长满了青苔的院墙缺口钻了出去。然后，我沿着那条熟悉的小路，慢慢地朝着那条种满了法国梧桐的巷子走去。
　　口袋里，揣着一颗我早就准备好的东西。那是我从妈妈的针线笸箩里，偷偷拿出来的、一颗最大号的、用来别被子的大头针。
　　巷子口那堵残破的砖墙后面，可以看到那辆黑色的奥迪，果然就停在那个老地方，一棵巨大的梧桐树的阴影里。
　　我等了很久。等到巷子里，连一个骑着自行车路过的人都没有了。
　　我没有跑，也没有鬼鬼祟祟。只是像一个放学后，正准备抄近路回家的、普普通通的小学生一样，迈着平稳的步子，慢慢地，朝着那辆巨大的、黑色的奥迪车走了过去。
　　手，一直插在口袋里。
　　走到车的侧面，我弯下腰，假装在系自己那根不知何时已经散开了的鞋带。
　　我蹲在地上，离那只巨大的、黑色的、散发着一股浓重橡胶味的轮胎，只有不到一臂的距离。借着从梧桐树叶缝隙里漏下来的、最后的一点天光，我甚至能看到轮胎侧面，刻着一串我看不懂的、已经微微发黄的白色英文字母和数字。
　　手从口袋里悄悄地伸了出来。那颗从妈妈针线笸箩里拿出来的大头针，被我紧紧地攥在手心里，扁平的塑料头硌得我手心生疼。我摸索着，找到了那个从轮毂上伸出来的、小小的黑色塑料盖子，用冰冷得有些发抖的手指，把它一圈一圈地拧了下来，紧紧地攥在另一只手里。然后，我用那颗大头针的针尖，对准了里面那个亮晶晶的、小小的金属圆芯，闭上眼睛，轻轻地往里顶了一下。
　　“呲——”
　　一股强劲的、冰冷的气流，猛地从那个小孔里喷了出来。那声音不大，却异常尖锐，像一条受惊的小蛇，狠狠地咬了我的手指一下。我吓得猛一缩手，手心里那颗小小的塑料盖子都差点掉在地上。我不敢再有任何动作，胡乱地把那个塑料盖子拧了回去，然后飞快地系好鞋带，站起身，继续用那种不紧不慢的、平稳的步子，朝前走去。
　　我没有回头，一口气走出了那条长长的、安静的梧桐巷。
　　回到家时，大门紧锁。我掏出钥匙开了门，家里黑乎乎的，和我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我径直进了厨房，找了一圈也没什么吃的，只好给自己冲了一碗麦乳精，甚至没顾上烧开水，就着温吞吞的凉白开搅和了。
　　麦乳精快喝完时，外面传来了响动。那慢条斯理的、高跟鞋踩在水泥楼梯上的“笃笃”声，一声一声，不紧不慢，像敲在我心上。我心里一沉，赶紧把碗里剩下的几口喝完。
　　妈妈推开门走了进来。
　　“怎么不开灯？”她问，语气里听不出什么情绪，只是带着下班后的那种惯常的疲惫。
　　“我……我刚回来。”我站在厨房门口，小声回答。
　　她“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她把手里的一个棕色文件袋，放在桌上，然后走进了厨房。我看见她今天穿的，是那双浅灰色的、带着竖条纹的丝袜，脚后跟处溅上了几个小小的、深色的泥点。
　　我把喝完的碗，拿进厨房的水池里。妈妈正在淘米，白花花的大米在她手心里来回地冲刷。她问我还想吃什么，我说现在饱了，就进了自己房间。
　　脱完衣服躺到床上时，能闻到被子上，有一股很久没晒过的、淡淡的霉味。这时，妈妈在客厅里喊：“不洗洗就睡啊。”
　　我还是从床上爬了起来，去卫生间冲了个脚。妈妈正在厨房里切菜，“笃笃笃”的声音，又快又密，像一串急促的鼓点。
　　那一整个晚上，我都躺在床上，竖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
　　我听着妈妈炒菜的油烟机声，听着她端菜上桌时，碗底和桌面碰撞的轻响，听着她一个人吃饭时，那几乎听不见的、细微的咀嚼声。我们家的那张方桌，不大，但那天晚上，我觉得它像一个巨大的、空旷的广场。
　　我一直在等一个声音。
　　一个急促的电话铃声，或者是一阵愤怒的、用力的敲门声。
　　我想象着，吕叔叔开着那辆黑色的奥迪，在路上，突然发现车子不对劲。他停在路边，看着那只慢慢瘪下去的轮胎，眉头紧锁。然后，他会想起什么，会立刻掉转车头，开到我们家属院楼下，怒气冲冲地上来质问。
　　可这些，都没有发生。
　　那一晚，异常的安静。静得，连楼下王阿姨家那只大黄狗，偶尔梦呓般的呜咽声，都能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里。
　　那根被我偷偷扎了一下的大头针，像一颗被我扔进了深海里的石子，没有激起任何的浪花，甚至连一个气泡都没有冒出来。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去了学校。
　　那天的课，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的脑子里全是那只正在慢慢漏气的、黑色的轮胎。我一会儿觉得，是我的力气太小，那根针，根本就没有扎进去；一会儿又觉得，或许是漏气太慢了，吕叔叔还没有发现。
　　这种不确定性，像一只小小的、带毛的虫子，在我心里，爬来爬去，让我坐立难安。
　　放学后，我没有直接回家。我像一个急于想知道考试成绩的考生，又一次，绕远路，去了那条种满了法国梧桐的巷子。
　　巷子里空空如也。
　　那辆黑色的奥迪，不见了。它昨天停过的那个地方，只剩下几片被风吹落的、干枯的梧桐树叶，和地面上，一个不太明显的、被轮胎压过的痕迹。
　　我站在那里，心里空落落的，像一个一拳打在了棉花上的、多余的人。
　　接下来的好几天，我都像一个怀揣着巨大秘密的、蹩脚的间谍。我每天都会去那条巷子“巡视”一遍，可那辆黑色的奥迪，再也没有出现过。妈妈的生活，也和往常一样，平静得像一口不起波澜的古井。她按时上下班，按时做饭，按时看那些从市里寄来的文件。她脚上那双浅灰色的丝袜，脚后跟处的泥点，也早已被她清洗得干干净净，看不出任何痕迹。
　　一切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我那场自以为是的、英勇的反抗，像一个无人观看的、愚蠢的笑话。
　　没有了电视，我们家的晚上，就变得异常安静。静得能听见窗外那棵树的叶子，被秋风吹落时，打在地面上的、细微的“沙沙”声。
　　妈妈开始有了新的习惯。她会在晚饭后，点上一盘蚊香，搬一张小竹凳，坐在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前，一针一针地，给我织毛衣。那是一件深灰色的毛衣，毛线是她托人从市里买回来的，据说很暖和。她的动作很熟练，两根竹制的毛衣针，在她手里，上下翻飞，发出“嗒、嗒、嗒”的、极有规律的轻响。
　　我则坐在她对面的小书桌前，假装很认真地，在看一本从曾文静那里借来的、名叫《读者》的杂志。
　　那本杂志，比我们课本上的文章，有意思得多。有一篇文章，我印象很深，讲的是一个叫拉萨的、很遥远的地方。文章里说，那里的天，蓝得像一块刚被洗过的、干净的玻璃，云彩，白得像一团团的棉花糖，伸手就能抓到。还说，那里的人，都很信佛，他们会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用身体，一步一步地，丈量着去往圣城的路。
　　我当时就觉得，写这篇文章的人，一定是在骗人。天底下，怎么会有那么傻的人呢？路是用来走的，怎么能用身体去量呢？
　　我也是这样的人。想不通的事情，就觉得一定是别人在撒谎。
　　正对着那篇文章犯晕，肩膀就被人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
　　是妈妈。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放下了手里的毛衣针，站到了我的身后。
　　“又在看这些没用的闲书。”她说着，语气里，却听不出什么责备的意思。她伸出手，把我那本摊开的杂志，拿了过去。
　　她的手指，很长，也很白，因为常年做家务，指尖上有一层薄薄的茧。我看到，她今天，给自己的指甲，涂上了一层新的颜色。不再是以前那种张扬的、蔻丹般的红色，而是一种很浅很浅的、近乎于透明的肉粉色。那颜色在灯光下，泛着一层温润的、像珍珠一样的光泽，让她那双手，看起来，比平时更多了几分属于女人的、不那么张扬的精致。
　　她拿着那本《读者》，一页一页地，慢慢地翻着。她翻得很认真，像是在检查我的作业。当她翻到那篇讲“拉萨”的文章时，她的手指，停了下来。
　　“拉萨……”她看着那两个字，轻轻地，念出了声。那声音，很轻，很轻，像在说一个她从未去过，却又在梦里，见过很多次的、遥远的地方。
　　她看着那篇文章，看了很久。久到她手里的那本杂志，都因为出了神，而微微地，垂了下去。
　　我看到，我们家那盏昏黄的、十五瓦的灯泡，光线从她的头顶，照下来，在她那头刚刚洗过的、还带着一点潮气的短发上，投下了一小圈柔和的、毛茸茸的光晕。她的睫毛很长，在眼睑下方留下了一小片扇形的、淡淡的阴影。
　　她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像一尊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安静的雕塑。
　　我不知道她在那篇文章里，看到了什么。是那片像玻璃一样蓝的天空，还是那些用身体丈量着道路的、虔诚的人？
　　我只知道，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奇怪的、说不出的难过。
　　我忽然觉得，我妈妈，她也很像那些去往拉萨的人。
　　她也正在用她自己的方式，用她那双涂着淡淡肉粉色指甲油的、漂亮的手，用那一针一线的、永不停歇的劳作，在我们家这间充满了烟火气和霉味的小屋里，沉默地丈量着她自己的、那条看不见终点的、去往圣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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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那件深灰色的毛衣，妈妈织了很久，从秋天第一片梧桐叶落下来开始，一直织到我们县城里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薄雪。
　　那场雪其实算不上雪，只是些细小的、像盐粒一样的冰晶，夹杂在阴冷的、潮湿的冬雨里，落下来一沾到地面就化成了水。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数学课，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个姓王的男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没两年，人很年轻，脾气却很大。他最喜欢做的就是在讲台上，一边唾沫横飞地讲着那些我们听不懂的鸡兔同笼，一边用他那双鹰隼般的眼睛在下面巡视。
　　曾文静因为感冒一直在小声地咳嗽，王老师大概是觉得她的咳嗽声，打扰了他讲课的兴致，讲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死死地盯着我们这边。
　　“有的同学，自己不想听课，就不要影响别人！”他的声音，像一把生了锈的锯子，在寂静的、有些沉闷的教室里，来回地拉扯。
　　曾文静的脸，“唰”的一下就白了。她赶紧用手，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连大气都不敢出。可就在这时，她又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压抑的、剧烈的咳嗽。
　　王老师的脸，瞬间就涨成了猪肝色。他拿起讲台上的一根白色的粉笔，想都没想，就朝着我们这边，狠狠地扔了过来。
　　那根粉笔头，擦着曾文静的耳边飞了过去，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了我身后那排一个男生的课桌上，“啪”的一声，断成了两截。
　　全班同学都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低低的哄笑声。那笑声，像潮水一样迅速地淹没了整个教室，但又在王老师那铁青的脸色下，像退潮一样飞快地缩了回去，所有人都立刻低下头，假装在看书。
　　只有我慢了半拍。
　　我没忍住，嘴角往上翘了翘，那声压抑着的、没能及时收回去的“嗤”笑就像退潮后被孤零零地留在了沙滩上的那只螃蟹，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显得异常的清晰和刺耳。
　　王老师的目光，像两只饥饿的、在寻找猎物的鹰，在教室里盘旋了一圈，最后精准地落在了我这个唯一没来得及缩回脑袋的、倒霉的猎物身上。
　　他那张早已涨成猪肝色的脸，因为找到了一个可以用来挽回颜面的、绝佳的出气筒，而显得更加扭曲了。
　　“何晨！”他咆哮着，声音因为愤怒而变了调，手指着我，像是抓到了一个罪证确凿的犯人，“你给我站起来！全班就你还在笑！你觉得很好笑是吗？你给我到教室外面站着去！”
　　我站了起来，没有解释也没有说话。我只是看了他一眼，就一个人默默地走出了教室，站在了那条空无一人的、冰冷的走廊里。我能听到教室里又重新传来了王老师那含糊不清的讲课声和我背后同学们压抑着的、小声的议论。　　我靠着冰冷的墙壁，站着。从一节课的开始，站到一节课的结束。
　　放学的铃声，终于像一种迟来的赦免，响彻了整个校园。
　　走廊里，瞬间就变得嘈杂起来。各个班级的门都打开了，穿着厚厚冬衣的学生们，像一群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吵闹的鸭子，笑着闹着从我身边涌过。他们会好奇地，朝我这边看上一眼，然后和身边的人交头接耳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曾文静是最后一个从我们班教室里走出来的，她把书包递给我，没有立刻说话。她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擦得很干净的白色球鞋的鞋尖。走廊里已经很安静了，我能听到她那有些急促的、细微的呼吸声。
　　过了一会儿，她才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圈红红的，像一只刚刚哭过的兔子。
　　“何晨，”她开口了，声音很小，带着一种因为内疚而显得格外小心翼翼的腔调，“我……我刚才下课，去找了王老师。我跟他说，这件事不怪你，是我咳嗽影响了大家，他要罚，应该罚我。”
　　我愣住了。我没想到她会去找王老师。
　　“那……王老师怎么说？”我问。
　　“他……他很生气，”曾文静的眼神，黯淡了下去，她小声地模仿着王老师的语气，“他说，‘他一个男生，在外面站一会儿怎么了？你是女同学，身体不好，快回家去！’，然后，就把我赶出来了。”
　　她说完，又沉默了。她用手，无意识地，绞着自己校服的衣角。
　　“你别怪王老师，”她又抬起头，看着我，那双红红的眼睛里，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属于她那个世界的、真诚而又天真的劝慰，“我爸爸说，王老师刚毕业，一个人从外地分到我们这里，也很不容易。他……他可能就是今天心情不好，想立威风……你，你别往心里去。”
　　“你快回家吧，阿姨该着急了。”她说完，就背着她那个总是很干净的书包，匆匆地，跑下了楼。
　　我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阴沉的天空，看着那些细小的、夹杂在冬雨里的冰晶无声无息地落下来，又无声无息地融化掉。
　　我想起了去年快过年时，妈妈带我回乡下外公家的情景。那是我记忆里外公的身体还算硬朗的最后一个冬天。那天，村里的大伯公家要杀年猪。那是一头黑色的、养了一年多的、壮得像一头小牛犊子一样的猪。它被几个壮汉用粗麻绳捆着四蹄抬到了一张临时搭起来的长条凳上。
　　我记得很清楚，那头猪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要死了。它只是哼哼唧唧的，以为人们又在跟它闹着玩。可当那个专门从镇上请来的、姓刘的屠夫，从他那油腻腻的帆布工具包里，拿出一把雪亮的、窄长的尖刀时，那头猪好像突然就明白了什么。
　　它的身体，开始疯狂地挣扎、扭动，喉咙里发出了我从未听过的、撕心裂肺的、绝望的嚎叫。那嚎叫声，又尖又长，穿透了整个村子上空那片灰蒙蒙的、冬日的晨雾。村里所有的狗都吓得夹着尾巴不敢出声。
　　刘屠夫是个很瘦小的老头，他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对那头猪的嚎叫充耳不闻。他只是用一只膝盖死死地顶住猪的脖子，然后，把那把雪亮的尖刀，想都没想，就狠狠地捅进了猪的喉咙里。
　　一股暗红色的、滚烫的猪血像一道小小的瀑布，喷涌而出，流进早已准备好的、一个巨大的木盆里。那头猪的嚎叫声戛然而生，变成了更绝望的、带着“呼噜呼噜”漏风声的抽搐。它的四条腿还在徒劳地、一下一下地蹬着。
　　我被那场面吓得脸都白了，躲在妈妈身后不敢再看。可村里其他那些比我大一些的孩子却都围在旁边，兴奋地、大声地叫着好。
　　过了很久，那头猪终于不动了。它那双原本还闪着惊恐光芒的小眼睛，变得浑浊、黯淡，像两颗蒙了灰的、黑色的玻璃弹珠。刘屠夫把刀拔出来，在猪身上那件满是污泥的皮上，随意地擦了擦。然后他对着旁边一个烧着滚水的、巨大的铁锅喊了一声：“行了！抬过来褪毛！”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那头被杀死的猪。
　　我只觉得，那一刻，站在冰冷走廊里的我，和那个被老师用一根粉笔头砸中的我，都像那头猪一样。我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那个制定规则的、手握尖刀的人，为什么会突然发怒。我们只能徒劳地、发出一声可笑的、无人理会的抗议，然后，就被那股我们完全无法理解、也无法抵抗的力量，给轻易地，按在了那张看不见的长条凳上。
　　我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或许一个小时，或许更久。就在我的腿已经站得麻木、心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妈妈可能不会来了的时候，我听到了那阵熟悉的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的“笃笃”声。
　　那声音，由远及近，不紧不慢，穿过空旷的操场，传进这栋安静的教学楼。
　　我一回头，看到了妈妈。
　　她没有跑，也没有显得很狼狈。她只是像往常下班一样不紧不慢地走着。她身上，还穿着在单位里穿的那件蓝色的税务制服，外面套着一件米色的风衣。她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脸上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表情。
　　她走到我面前站定。她先是上上下下地，把我打量了一遍。
　　“手不冷吗？”她问，语气很平淡。
　　我摇了摇头，下意识地，手攥得更紧了。
　　她“嗯”了一声，没有再问我发生了什么。她只是说：“走吧，去你们老师办公室。”
　　五年级的教师办公室，就在我们教室的隔壁。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面摆着十几张掉了漆的、老式的办公桌。大部分老师都已经下班回家了，只有角落里还亮着一盏台灯。
　　王老师就坐在那盏台灯底下。他没有在备课，也没有在批改作业。他只是翘着二郎腿，手里拿着一份书，正看得津津有味。
　　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他抬起头，看到了我们。他脸上的那种悠闲，瞬间就凝固了。他有些慌乱地，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站起身，脸上，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哎呀，是何晨妈妈啊，”他主动地迎了上来，显得异常热情，“您怎么来了？快请坐，快请坐。”
　　妈妈没有坐。她只是站在那张堆满了作业本和空茶杯的办公桌前，静静地看着他。
　　“王老师，”她开口了，声音，依旧是那种不带任何感情的平静，“我听我们家何晨的班主任说，今天下午，您在课堂上，跟他，起了点小误会？”
　　我突然就想起了另一件事。
　　我想起了暑假在乡下舅舅家时，看到的那只老母鸡。
　　舅舅家院子里，养了一群鸡。有一只芦花的老母鸡刚孵出来一窝毛茸茸的小鸡仔。平日里，那只老母鸡总是耷拉着脑袋，在地上不紧不慢地刨着食，看起来温顺又迟钝。可有一次，邻居家那条大黄狗不知怎么地跑进了院子里，想去叼一只落在最后面的小鸡。
　　就在那一瞬间，那只平日里看起来老态龙钟的芦花母鸡，突然就变了。
　　它全身的羽毛，都像钢针一样根根倒立了起来。它弓着背，压低了脖子，喉咙里发出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低沉的“咕咕”声，那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警告。然后，它像一支出膛的、小小的炮弹，想都没想就朝着那条比它高大好几倍的大黄狗猛地冲了过去，用它那并不锋利的喙狠狠地啄向了大黄狗的眼睛。
　　王老师一听“误会”这两个字，脸上的表情明显地松弛了下来。他大概觉得，眼前这个女人，跟那些他见过的、只会哭哭啼啼或者大吵大闹的农村妇女不一样。她是个讲道理的人。
　　“哎，您看这事儿闹的，”他立刻换上了一副委屈又无奈的腔调，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起他那个版本的“事实”，“我这不也是为了孩子们好吗？现在的学生，太调皮了，上课不认真听讲，还公然嘲笑老师。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对他进行一下批评教育，也是应该的嘛！可能……可能就是方式上，稍微严厉了一点点。您也是国家干部，您肯定能理解，我们做老师的，也不容易……”
　　他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
　　妈妈没有打断他。她只是安静地听着，像一个最有耐心的听众。她的脸上，甚至还露出了一丝礼貌性的、表示“理解”的微笑。
　　等到王老师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办公室里，陷入了一阵短暂的、有些尴尬的沉默。
　　然后，妈妈才缓缓地，从她那件米色风衣的口袋里，拿出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张小小的、白色的名片。
　　她把那张名片，轻轻地，放在了王老师那张堆满了作业本的、凌乱的办公桌上。
　　“王老师，”她说，声音，依旧是那么的平稳，那么的客气，“这是我们县教育局，人事科张科长的名片。我跟张科长，还算熟悉。他前几天还跟我提起，说今年，市里正好有一个‘优秀青年教师’的评选名额，很难得。他说，王老师你很年轻，业务能力也很强，是重点的考虑对象。”
　　王老师的目光，落在了那张小小的、白色的名片上。他脸上的血色，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地褪了下去。他那张原本还在滔滔不绝的嘴，张了张，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办公室里，那盏昏黄的台灯，灯光下有细小的灰尘，在飞舞。墙上那只老旧的石英钟，依旧在发出“嘀嗒、嘀嗒”的、不知疲倦的声响。
　　妈妈看着他，那眼神，像是在看一只不小心掉进了陷阱里的、可怜的动物。她没有再多说一个字。
　　她只是转过身，牵起我那只冰冷的手，用一种平静到近乎于冷漠的语气，说：“何晨，我们回家。”
　　走出教学楼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外面那场夹杂着冰晶的冬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西边的天空，只剩下最后一点点尚未被夜色完全吞没的、像死鱼肚皮一样的、灰白色的光。
　　妈妈拉着我，走在那条熟悉的、铺着青石板的老街上。她的手依旧很用力地攥着我的手。
　　我们俩，谁也没有说话。
　　我只是看着她那个在昏暗的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的、瘦削的背影。
　　从学校回家的那条路，我跟着妈妈，走了很久。她的高跟鞋踩在湿滑的青石板上，发出“笃、笃、笃”的、孤独又固执的声响，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钟，在丈量着这条漫长而又寂静的路。她没有再牵我的手，只是一个人，在我前面，走得不紧不慢。我看着她那个在昏暗的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的、瘦削的背影，忽然觉得，她像一只刚刚打赢了一场恶战，却也耗尽了所有力气的母兽。
　　回到家，屋子里有一股冰冷的味道。妈妈脱下那件米色的风衣，随手搭在椅背上。她坐在那张掉了漆的方桌旁，从口袋里，拿出了那张小小的、白色的名片。她没有看，只是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轻轻摩挲着名片光滑的、带着棱角的边缘。她的脸上，没有胜利的喜悦，反而有一种更深的、我看不懂的疲惫，像是在掂量着一件不属于自己，却又不得不暂时保管的、滚烫的东西。
　　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那张名片的力量来自哪里，但我隐约觉得，那和我抄了李凯的数学作业，就必须在下一次语文考试时，把我的答案给他看，是差不多的道理。只不过，妈妈欠下的这份人情，比我欠下的一篇作文，要重得多，重得让她那双总是很稳的手，都显得有些拿不住。
　　我又想起了妈妈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程伟，”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别人给你一分，你就要想着，将来要怎么还上十分。我们这种人家，欠不起。”
　　看着此刻摩挲着那张白色名片的妈妈，我忽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她自己似乎正在应验着她对舅舅说过的这句话。
　　那次误会之后，我们家的空气变得很奇怪。妈妈对我，有了一种近乎于神经质的关注。她不再只是关心我的成绩，而是开始关心一些更细微、更让我感到不自在的事情。她会每天仔仔细死地检查我校服的袖口和裤脚，如果发现一点点的泥点，她就会立刻换下来，用刷子蘸着洗衣粉，一遍又一遍地刷，那架势不像在洗衣，更像是在清除某种看不见的、会传染的病毒。
　　我能感觉到，那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像一根小小的、看不见的刺，扎进了她的心里。回到家后，她没有再多问我一句关于王老师的事，也没有再提那张白色的名片。但她越是这样沉默，我就越觉得，那件事在她心里并没有过去。
　　我当时只是觉得，妈妈可能就是生气我上课不认真听讲给她丢了人。我甚至因为王老师后来在课堂上再也不点我名、再也不多看我一眼而感到一丝庆幸和轻松。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后知后觉地明白，妈妈那天晚上，在那间昏暗的教师办公室里，究竟看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她看到的，大概不是一个简单的、脾气暴躁的年轻老师，而是一个微缩的、她无力改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手握着最微不足道权力的普通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仅仅因为“心情不好”，就对她的儿子施加公开的羞辱。而她却必须依靠另一张不属于她的、更高级的权力名片才能换来儿子最基本的、不被欺负的权利。
　　她更害怕的，或许是这种胜利的代价。她用一种自己最鄙视的方式，饮鸩止渴般地解决了一个小麻烦，却也让她自己，更清醒地看到了那条看不见的、牵在她身上的线。她大概是在那一刻，彻底地明白了，想让我逃离这个充满了“王老师”们的、随时可能被羞辱的环境，她唯一能依靠的，不是她自己的能力和正直，而是别人，是那个攥着风筝线的人。
　　网吧那件事的阴影，也一直笼罩着她。她开始盘问我的交友情况。“那个李凯，以后少跟他来往，”她会在饭桌上，一边心不在焉地给我夹菜，一边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我听王阿姨说，他爸爸不正经，在外面跟人合伙开游戏厅，不是什么好人家。”她甚至开始限制我放学后的活动范围，不允许我再去学校门口那家文具店，她说那地方人多手杂，乌烟瘴气。
　　我们家那间屋子，成了她为我建造的一座干净的、却又密不透风的堡垒。
　　而我们县一中要评省重点的消息，就像一阵风，吹进了我们这座密不透风的堡垒里。起初，这阵风与我们无关。直到有一天，邻居王阿姨在楼道里洗菜时，神秘兮兮地对我妈妈说：“程蕾，你听说了没？咱们财政局老刘家的闺女，今年也小升初，人家不声不响地，直接弄到市一中去了！听说啊，光择校费就这个数！”王阿姨伸出五根粗壮的手指，脸上满是羡慕和嫉妒。
　　“市一中？”妈妈择菜的手，顿了一下，“那不是要市里的户口才能上吗？”
　　“哎哟，我的好姐姐，现在这年头，户口算个啥？”王阿姨压低了声音，朝四周看了看，“只要有路子，有贵人帮忙，别说户口了，就是想让校长亲自给你家孩子拎书包，那都不叫事儿！”
　　王阿姨后面的话，我没怎么听进去。我只看到妈妈的眼神在那一瞬间变得很遥远。那眼神，像我们家窗外那条浑浊的小河，突然被投进了一颗石子，表面上没什么变化，底下却漾开了一圈圈看不见的涟漪。
　　那天晚上，妈妈第一次主动跟我提起了市一中。她说，那里的老师，都是大学教授级别的，那里的学生，毕业了都能考上清华北大。她还说，那里的孩子，家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不会像我们这里，有那么多不三不四的人。
　　她越是这么说，我们家的空气，就越是压抑。因为我们俩都心知肚明，那个能帮我们铺就去往市里那条路的贵人，是谁。而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再接到那个人的电话了。
　　绝望，是一种会发酵的东西。在那个漫长而又安静的冬天里，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屋子，就像一个密闭的坛子，把妈妈的绝望一点一点地发酵成了某种更危险的、叫做侥幸的东西。
　　而就在我们家这个密闭的坛子即将爆裂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却突然被一种更喧嚣、更庞大的、集体的狂热给点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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